问题的提出

　　李健吾和巴金是一生挚友。两人初识就一见如故，此后几十年交往频密，每遇坎坷相濡以沫，感情深厚，有如家人。1982年李健吾仙逝，巴金儿女甚至担心巴金接受不了，一度对他封锁消息。但全面梳理两人资料可以发现，两人也有过争执，一次是笔墨之争，1935年11月3日李健吾以笔名刘西渭在《大公报天津·文艺》发表《〈雾〉〈雨〉与〈电〉——巴金的〈爱情的三部曲〉》，部分内容引起巴金不满，当即以《〈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答刘西渭先生》予以反驳，李健吾则以《答巴金先生的自白》申辩。另外一次是题写书名之争。据李健吾长女李维音披露，1981年5月巴金赴京开会，趁便拜会李健吾，李健吾求巴金为即将出版的《李健吾戏剧评论选》《李健吾剧作选》题写书名，巴金不肯，“两人几乎翻脸，最后巴金做了妥协”（李维音：《李健吾年谱》，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出版，第241页）。

　　因为上述两争，当读到巴金的《〈巴金选集〉（十卷本）后记》（下文简称为《后记》）时，难免会引发联想，尤其是其中的下面两句话：

　　几十年来我不曾遇见一位别林斯基，也没有人用过我的尺度来批评我的作品。

　　不了解我的生活经验，不明白我的创作甘苦，怎么能够“爱护”我？！（巴金：《〈巴金选集〉（十卷本）后记》，《巴金全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49页）

　　不难看出这两句话里满蓄着的委屈、愤懑，但不可否定，情绪激动之下，这两句话的打击面也有点大，考虑到李健吾和巴金之间曾经有过的上述争执，谢小萌首先想到了这句话可能带给李健吾的伤害，指出，“李健吾对巴金的《爱情的三部曲》的批评是比较准确的，但由于二人文风的迥异以及文艺观念中内容与形式关系的不同理解，巴金误解了李健吾”，巴金在《后记》里的这句话“定会让很多人伤心的，尤其是李健吾”，更何况，几个月之前还在为《李健吾戏剧评论选》《李健吾剧作选》书名题字这“一点点小事就能争执起来的多年老友这样说，他一定会觉得是巴金误解了自己，并因之痛苦不已”。所以，“巴金晚年‘几十年来我不曾遇见一位别林斯基’的遗憾，更是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不被巴金理解的遗憾。”（谢小萌：《和而不同：巴金何以误解李健吾》，《贵州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毫不怀疑谢小萌对巴金和李健吾友情的珍视和惋惜，但“误解”“伤心”“痛苦”“遗憾”这些字眼，却也难免带来猜疑和对巴金的过苛责备。其实，仔细推敲，谢小萌的上述讨论有假设性推理的成分，也就是说，如果李健吾没有读过《后记》，或者读过了，却不认为有针对自己的成分，那么，他就不会“伤心”“痛苦”，这个遗憾，也就只是包括李小萌在内的读者及研究者的遗憾。再进一步思考，如果巴金确实不是针对李健吾的，甚至于不是针对李健吾一辈现代评论家的，那么，这句话也就既不会让李健吾等“很多人伤心”，也不会给任何人留下什么“遗憾”，对巴金的“误会”及苛责也就可取消了。这样，对巴金写作《后记》的真正意图也就可以理解了。

　　作为学术问题，必须把假设性推理转换为事实性推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现场，厘清巴金和李健吾之间是否有“误解”，以澄清由此引起的读者和研究者的误解，解开巴金真实意图的遮蔽。为此，有必要先问一下：

李健吾读到巴金《后记》了吗？

　　巴金这篇《后记》载于《巴金选集》第十卷。谢小萌说李健吾“是否读到过巴金的这篇文章，难以考证”，但综合当时各种情况，虽难觅确证，却也可以认定，李健吾是有机会读到《后记》这篇文章的。

　　首先，李健吾有多种渠道知道《巴金选集》的出版。十卷本《巴金选集》是“文革”后巴金作品最大规模的集中展示，是出版界、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对此，1982年8月22日上海《文汇报》还以《〈巴金选集〉十卷本在渝开印》为题，发表了肖鸣锵的专题报道。这是李健吾获取这一讯息的公开渠道。此外，巴金决定出《巴金选集》的时间大约在1981年10月21日左右（《巴金全集》第23卷，第88页），与之同时，巴金的侄子李致也在策划出版《李健吾选集》。在1981年10月27日致巴金十七弟李济生的信中，李健吾谈到，“回到北京以后，昨天上午恰好李侄来访。这是第四次了。……他约我出《李健吾选集》，除小说一卷外，他还要出我文学评论一卷，戏剧评论一卷，戏剧创作一卷，并散文与诗、序、跋一卷，共计五卷。”（《李健吾书信集》，李维音编，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224页）在1981年12月7日给巴金十四弟李采臣的信里，李健吾再次提到李致要出版《李健吾选集》一事，并说“要我答应他，我只能答应”，“我目前在为李侄写总序”。（《李健吾书信集》，第198页）李致四次上门动员李健吾谈出版《李健吾选集》，其情可感，《巴金选集》应该是两人话题之一。

　　其次，李健吾有机会亲睹《巴金选集》。据《李健吾年谱》，李健吾携夫人于1982年11月3日到达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李侄（巴金的侄子）热情接待了他，参观了乐山大佛和都江堰”，一直到8日离开，前后六天时间。（李维音：《李健吾年谱》，第254页）此时，载有《后记》的第十卷《巴金选集》业已于此前一个月（10月）出版，虽印刷在重庆，但四川人民出版社就坐落在成都，李致是出版社总编辑，该套书的赠书，巴金也一直委托李致负责直接从出版社邮寄（《巴金全集》第23卷，第105页）。在成都的六天，李健吾有近水楼台之便，有足够的机会亲睹新出版的《巴金选集》。即便巴金无意赠、李健吾无意索，李致出于人情之常，出于要编辑《李健吾选集》的职责，也有可能向李健吾出示、介绍一下新出版的《巴金选集》。

　　第三，李健吾知道序跋对理解巴金作品的重要性。早在关于巴金《神》《鬼》《人》的评论文章里，他就指出，“几乎他没有一本书没有一篇序跋。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在小说里面还有话没有说完，而这没有说完的话，正好是那精彩的一部分，——那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了解巴金先生的作品，先得看他的序跋，先得了解他自己。”（李健吾：《〈神〉〈鬼〉〈人〉——巴金先生作》，《李健吾文集》第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出版，第51、52页）这是真懂巴金的解人之言！小说有小说的文体制约，巴金虽说不把自己当作家、不把小说当艺术，甚至排斥艺术性，但他有明敏的艺术直觉，有意无意地遵守着小说这种文体独有的艺术规定性，有些不适合在小说里表达的东西，他不强加在小说里面。其他文体亦然。他找到了一个直话直说的地方，就是序、跋。四十多年后，巴金在出版《序跋集》的时候，对这个问题有了思考和总结，连续写了两篇序和一篇跋，其中在第二篇序里，他把他重视序跋的原因概括为两点，即：“一是向读者宣传甚至灌输我的思想，怕读者看不出我的用意，不惜一再提醒，反复说明；二是把读者当做朋友和熟人，在书上加一篇序或跋就像打开门招呼客人，让他们看见我家里究竟准备了些什么，他们可以考虑要不要进来坐坐。”（《巴金全集》第16卷，第319页）巴金为十卷本《巴金选集》所作的这篇《后记》，也具有同样性质，对李健吾而言，如果有机会读《巴金选集》，一定会像以前那样，“先得看他的序跋”。

　　当然，李健吾在成都行色匆匆，从成都抵北京十七天后就猝然长逝，没能来得及读也在情理之中。而无论读与不读，李健吾和巴金之间的感情在《后记》面世之后没有丝毫改变。李健吾1982年11月13日由成都抵达北京，次日即给巴金的养女马小弥写信表达对巴金住院的关心，云：“老巴我已知道在北京医院。绍弥伺候特别辛苦。你进城取药时，可告诉我他住的房间。”（《李健吾书信集》，第11页）李健吾去世五个月之后，李维音到上海见巴金告诉这一噩耗，巴金一出院，就连续写了《病中（二）》《“掏一把出来”》回忆这位老友，这在巴金纪念老友的书写中也不多见。大约也是受到李健吾突然去世的触动吧，巴金出院之后即写了感人至深、类似遗嘱的不朽名作——《愿化泥土》。

　　但话说回来，无论李健吾看得到看不到这篇文章，作为老友的巴金一定想得到，这篇文章李健吾也许会读到，他不能不考虑他读到后的感受。自1933年李健吾认识巴金以来，二人之间一直有互相赠书的传统，就在李健吾去世之后，巴金在病房养病，还给李健吾寄了一本书，他说：“噩耗没有能传到病房，孩子们封锁了消息，他们以为我受不住这样的打击”，“有一本新作出版，我还躺在病床上写上他的名字，叫人寄往北京。”（《巴金全集》第16卷，第470页）

　　所以，如果巴金明知李健吾会读到《后记》还这样写，那就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巴金并非针对李健吾，巴金也知道李健吾也不会往针对自己这方面想；另外一种可能是，巴金明知故写，有意要让李健吾“痛苦不已”。如果是前者，那自然没有讨论的必要，但如果是后者，那就有必要再追问一句——

两次争执，给两人留下过节了吗？

　　1935年李健吾和巴金围绕《爱情的三部曲》发生的笔墨之争影响大。对此，谢小萌做了非常专业的分析和比较公允的评价，而从此后巴金和李健吾近五十年的交往看，这次争论没有影响两人日益增厚的感情。所以，有必要讨论清楚的是题写书名之争。

　　在《和而不同：巴金何以误解李健吾》一文中，谢小萌为“因一点点小事就能争执起来的多年老友”句加了条注释：“1981年5月下旬，巴金到北京出席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抽空拜访了李健吾。李健吾要他为即将出版的《李健吾剧作选》《李健吾戏剧评论选》题签，巴金以自己字不好为由拒绝，两人争吵起来，几乎翻脸，最后巴金让了步，题了签，李健吾才高兴了。这是二人最后一次相见。”(李维音：《李健吾年谱》，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40－241页。)

　　括号里的注解说明了这段文字的出处，但按这个出处查《李健吾年谱》，在一些关键文字上存在出入。《李健吾年谱》上的表述是：“下旬，巴金出席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顺便到李健吾家拜访。此时，中国戏剧出版社正准备出版《李健吾戏剧评论选》和《李健吾剧作选》，李健吾央求巴金为书籍题名。从不为他人书籍题名的巴金不同意，两人几乎翻脸，最后巴金做了妥协，《李健吾戏剧评论选》和《李健吾剧作选》的书名都是巴金所题。”

　　比较一下，谢文以“巴金以自己字不好为由拒绝”替换了李文的“从不为他人书籍题名”，增加了“两人争吵起来”和“这是二人最后一次相见”。这样的改动，是足以强化巴金和李健吾之间“翻脸”的火药味及后续不良影响的。

　　关于当时场面，其实，巴金和李健吾都留下了文字（巴金所记见《病中（二）》，《巴金全集》第16卷，第470页），内容大同小异，可以彼此印证，比较而言，李健吾带露折花，写得较为生动、详细。他在1981年4月16日写给马小弥的信中，这样描述：“接到你的信第二天，巴金伯伯和小琳姐姐来了。我们扯东扯西，谈了好半天。他的精神和气色都挺好。我要他为我的《李健吾剧作选》题字，他说他的字歪歪扭扭的，见不得人，我说，你出了我一辈子戏，我不要你写序，只要你题个字，表示你爱护了我一辈子，无论如何你也得写。后来小琳圆场，说随后写。你有功夫写信，替我劝劝他，说好说歹也要写。”（《李健吾书信集》，第6页。上文引用内容中所记时间“五月下旬”有误，应以此信时间为准）

　　这个场面就平和多了。这里的“小琳”就是巴金的女儿李小林。有孩子在场，两位老人就是有争执，也程度有限，就是两位老人不为面子考虑，李小林也要为两位老人的健康考虑而控制局面。巴金此次北京之行送别茅盾、召开作协主席团会议、会见记者等，要事缠身，在许多在京老友都需要拜访的情况下，巴金以老迈之躯，拨冗前往看望李健吾，这一方面说明了巴金对这份友情的看重，另一方面也可以想见，李健吾感其情也不会真吵到让巴金在自己家里下不来台。而李健吾转求晚辈马小弥代求，也可见，他求字之心之诚挚，也可见，在他家里的求字失败，并没有给他心里留下芥蒂。毕竟，他知道，“他向例是不肯为人题字的”（李健吾：《李健吾戏剧评论选·序》，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

　　巴金因为“字歪歪扭扭的，见不得人”不愿题，也符合实情。他本来就写字求快，不以书法见长，到老年更无法讲究，1981年3月7日巴金致李健吾就曾经诉苦，“写字也感到吃力，手展不开，字越写越小”（《巴金全集》第23卷，第247页）。李健吾或许求字心切，但他也不是没有为巴金考虑，他在1981年3月12日致巴金信的临末附言里曾云：“出版社希望你写序。我说不能让老巴再为我添麻烦了，他有他的事，我替你回绝了。”（《李健吾书信集》，第83页）出版社有自己的生意经，但李健吾并没有迎合他们，这也足见其对巴金的尊重，巴金应该也感受到了这份体贴和温情。

　　最终巴金妥协了。这符合巴金的行事风格和知情者期待。李健吾对巴金的妥协充满感激。他在《李健吾剧作选》的《后记》里不无动情地说：“在活着的老朋友当中，心里一直有这么一个‘李健吾’的，数十年如一日，怕是不多了。他就是巴金。尽管他日子过得那么忙、那么苦，解放前‘李健吾’写的戏剧坚持到底，把‘李健吾’写的一些不成才的东西一部一部印出来。特别是创作的话剧，不分好歹，在重庆印，在上海印，虽然有些偏爱，友情却十分可贵，所以这回印《李健吾剧作选》，我就老着面皮请他用圆珠笔，在扉页上题几个字，他推辞不过，只得答应。”（李健吾：《李健吾剧作选·后记》，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12月）

　　这段话，和李健吾1939年写的《时当二三月》里对巴金的动情描述形成遥远的回应，再次印证了巴金作为李健吾戏剧创作催生婆、监护人（又岂止李健吾一个？）的重要角色和李健吾几十年不变的感恩之心。事实上，出版社动议要出版这本《李健吾剧作选》时，许多剧作他已找不到，李健吾有些慌乱，还曾求助过巴金。

　　就书法艺术而言，巴金在《李健吾戏剧评论选》和《李健吾剧作选》封面上的题字有些美感不足，但这为两人近五十年的文学情谊增添了堪称完美的一笔。此后不久，巴金就再也没有机会用这不漂亮的字，给李健吾写信，在赠书上题签了！

　　李健吾的突然去世，让巴金，让一切知情者无不庆幸巴金的这次“妥协”。

　　鲁迅在《大小骗》里讨论各种文坛丑事的时候，曾提到名人题签，但他对此的看法比较正面，云：“名人的题签，虽然字不见得一定写的好，但只在表示这书的作者或出版者认识名人，和内容并无关系，是算不得骗人的。”（《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67页）但尽管如此，李健吾请巴金题签也不能与这种情况的题签等量齐观，以世俗名利观来看待这起题名之争，很容易扭曲事情的真相，丑化两人的友情。

　　既然“题字”之争两人没有“翻脸”，那么——

巴金的《后记》究竟针对谁？

　　青年巴金曾说：“老实说我写文章，没有一次不是为着泄气。”（巴金：《沉落》，《巴金全集》第12卷，第465页）四十多年过去，老年巴金还是不吐不快：“几十年来我不曾遇见一位别林斯基，也没有人用过我的尺度来批评我的作品。不了解我的生活经验，不明白我的创作甘苦，怎么能够‘爱护’我？！”经历过车、别、杜被神话的时代，没有哪位文学理论家、文学评论家会狂妄到在巴金面前以别林斯基自任，包括李健吾自己（李健吾1981年4月16日给马小弥信里倒是说巴金“爱护了我一辈子”）。不过，没人自任是一回事，巴金断然否认存在是另一回事。巴金真的没有遇到过别林斯基式的“爱护”吗？如果不是挑理，巴金这句话至少没有考虑到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篇文章里，鲁迅曾这样谈到过巴金：“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经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我真不懂徐懋庸等类为什么要说他们是‘卑劣’？……难道连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也要巴金负责？”（《鲁迅全集》第6卷，第556页）

　　这篇文章并非巴金专论，而这区区几句话在这篇万字长文里也很容易一扫而过，但鲁迅对巴金认识之深、评价之高、爱护之切，浮雕一般，跃入眼帘。这篇文章“最初是由雪峰起草的”，“在排印的时候，我听见孟十还谈起，就赶到科学印刷所去，读了正在排版中的文章，是许广平同志的手抄稿，上面还有鲁迅先生亲笔修改的手迹，关于我的那句话就是先生增补上去的。”（巴金：《纪念雪峰》，《巴金全集》第16卷，第131页）这样曲折的过程，这样病弱的晚年，这样亲笔留下的评价，巴金不会忘也不敢忘。鲁迅去世之后，巴金连续写了十几篇纪念文章，其中，在鲁迅去世两月后写的《片断的感想》一文的最后一段，他说：“他活着的时候我找不到一个机会来表示我对他的感激。现在我只有把我的感激埋在我的心里，永远埋在我的心里。”（巴金：《片段的感想》，《巴金全集》第18卷，第399页）他用一生证明，鲁迅的评价没有错。除鲁迅之外，五四一代作家也对巴金多有扶持、爱护之心、之举，所以，他晚年在《文学的激流永远奔腾——在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评奖大会上的讲话（书面）》中说：“我自己在青年时代就曾受到鲁迅先生、叶圣陶先生、郑振铎先生、茅盾先生各位前辈的爱护、关怀和帮助。”（《巴金全集》第19卷，第342页）综上所述，可以说，巴金的“气”没有因他们而起，《后记》里那些“泄气”的话，自然也不是冲他们而“泄”。

　　那么，巴金的《后记》会针对谁呢？笔者以为至少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探究其意图。

　　第一，匡正文学批评凌驾于文学创作的不平等状况。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文革”期间，存在着文学批评凌驾于文学创作之上的普遍现象，一些批评家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处处以“长官”自居，扣帽子、打棍子，无限上纲上线，一篇批评文章常常致一部作品被禁、一个作家受辱而百口莫辩的被动境地。巴金自己也深受其害，上世纪50年代姚文元的《论巴金小说〈灭亡〉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论巴金小说〈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和它的消极作用——并谈怎样认识觉慧这个人物》《分歧的实质在哪里》等文章把文学批评化身为政治批判，变为把他打入另册的依据，他的十四卷《巴金文集》被批判为“邪书十四卷”，《激流》是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以至于提笔有怕，“十年浩劫中我就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巴金全集》第17卷，第45页）而在他写《后记》的前一年，“人们说冷风又刮起来了”，“有人在我面前显得坐立不安，讲话有些吞吞吐吐”，“关于我的谣言就流传开来”。（《巴金全集》第16卷，第309页）在这一特殊历史语境之下，作为作协主席，他力图站在一个创作者的立场，而不是“长官”的立场，改变这一状况。他说：“我不相信作家必须在批评家的笔下受到磨练。我也不相信批评家是一种代表读者的‘长官’，是美是丑，由他说了算数。”为此，他借重读尼可拉·莫斯卡尔德里编写、1936年米兰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继续思考从三十年代起就思考的创作和评论的关系。其中，他引用别林斯基对陀思妥耶夫斯说的那句“我们批评家说明一切事物的道理，而你们艺术家凭想象竟然接触到一个人灵魂的深处”，指出，“作家和批评家，两种人，两种职业，两种分工……如此而已。作家不想改造批评家，批评家也改造不了作家。最好的办法是：友好合作，共同前进”。别林斯基扶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扶持不是恩赐，“三十四岁的批评家并没有叫二十四岁的青年作者跟着他走”，因为他懂得尊重作家的创造主体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那些重要著作都和别林斯基的期望相反”。（《巴金全集》第17卷，第47、48页）因为他知道最好的保护是给予自由。正是这种宽松的相处，陀思妥耶夫斯基才没有浪费自己的才华，留下了无比珍贵的文学遗产。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四害’横行的时期，文艺园地中却只有‘一花’独放、一片空白，……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巴金全集》第16卷，第39页）

　　第二，巴金渴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得到正确理解、准确阐释。1981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张伯海找到来京参会的巴金，当面征求意见再版1953年版的《巴金文集》，但巴金没有同意。后来，巴金又在文章、书信等多个场合表示不愿再版。巴金明白，要自己的作品得到读者的正确理解、得到研究者的准确阐释，摘掉特殊年代文学批评加诸作品身上的各种标签，必须用“我的尺度来批评我的作品”，为此，必须首先有一个真正能够体现自己创作意图的选本。他说：“作家也有权为自己的作品辩护”，“别人用他们制造的尺来量我的作品，难道我自己就没有一种尺度？！”为此，巴金打算重新修订一版自己的作品集，这就是十卷本《巴金选集》。巴金说：“我严肃地进行这次的编辑工作，我把它当做我的‘后事’之一，我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做好它”，要“保留我的真面目，让后世的读者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在给自己下结论，这十卷选集就是我的结论”。他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说，“有这部选集在，万一再有什么运动，它便是罪证，我绝对抵赖不了。我也不想抵赖。”（《巴金全集》第17卷，第49、46页）从和李致的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集集审定后寄给出版社，历时三年分三批出版的。此时的巴金还没有想到要出版自己的全集，但到巴金最终被王树基说服，出版26卷《巴金全集》时，我们看到，这套十卷本《巴金选集》没有再改动，均“据《选集》排校”（《出版说明》，《巴金全集》第1卷）。

　　当年青年巴金创作“泄气”小说《沉落》后曾经受到沈从文的好心提醒。沈劝他，“一个伟大的人，必需使自己灵魂在人事中有种‘调和’，把哀乐爱憎看得清楚一些，能分析它，也能节制它”，“柔和一点，宽容一点”。（沈从文：《给某作家》，《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21页）但巴金说，“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我个人没有仇敌”，“《沉落》所攻击的是一种倾向，一种风气：这风气，这倾向，正是把我们民族推到深渊里去的势力之一。”“假如说我写文章是为着泄气，那么我是替现在和未来的无数的青年悲愤地叫出了一声……”（《巴金全集》第12卷，第465、466页）时过境迁，两篇文章发生的历史条件发生了根本转变，但今天我们理解老年巴金《后记》里的泄愤之语，年轻巴金的上述立场、观点、态度依然具有参考、提示作用，至少有两点可以确定下来：第一，巴金攻击的不是个人，更不可能是老友李健吾，而是“一种倾向，一种风气”；第二，巴金的“泄气”有为自己的成分，也有以自己为例来说明问题之严重性的成分，其终极目的，则是为了“现在和未来的无数的青年”、尤其是青年作家。由此可见，老年巴金并没有老去，他的心依然年轻，他依然保持着年轻人的敏锐、锋芒和昂扬朝气。这再次印证了李健吾当年对巴金的体认：“热情使他本能地认识公道，使他本能地知所爱恶，使他本能地永生在青春的原野。”（《李健吾文集》第7卷，第40页）

　　当然，除了“热情”，老年巴金还拥有了更多的经验、理性和睿智。如今以历史眼光来看，巴金《后记》提出的这些问题，正是“文革”后思想解放、党的实事求思想路线落实后在文学领域的早期收获，他拒绝“用他们制造的尺来量我的作品”，主张用“我的尺度来批评我的作品”，是一种方法论，更是研究范式的历史性转型，和鲁迅研究告别“两个凡是”（茅盾：《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1979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回到鲁迅”（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引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9页）的学术思潮是一致的。它是巴金研究告别“凡是”派、“回到巴金”自身的另一种表述方式，而巴金基于自身的强烈感受和忧患意识，自己主动、创造性地提出这一要求，在当时的作家群中是第一位、也是仅有的一位，其重要的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值得再次讨论、追认，并获得应有的历史性评价。

　　回到作家自身的研究必须建立在作家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就此而言，巴金一力推动的现代文学馆建设，是他思想力量转换为物质力量的社会实践，为科学的作家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条件，成为学术研究转型的物质载体，也成为表征巴金知行合一精神人格的丰碑。

结 语

　　周立民在《星水微茫驼铃远》里专辟李健吾一章，题为《李健吾：不散场的戏》,其中在谈到李健吾和曹禺、卞之琳、巴金之间的笔墨之争时，总结道：“想今天动不动就发掘什么‘史料’的人，如果仅凭他们的文字就去打听‘文坛恩怨’，那完全是找错了对象。”（周立民：《星水微茫驼铃远》，商务印书馆2020年出版，第205页）如果表面看起来有恩怨，其实没有，那么，这一矛盾背后，肯定隐藏着更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李健吾诞辰120周年之际，笔者重理这段旧案，是不想因为过去的“误会”造成今天的“误会”，让李健吾和巴金之间的深情厚谊蒙尘遗羞，让巴金写作《后记》的真实意图被遮蔽被误解。

　　该文因谢小萌先生文章起意，也希望笔者没有误解他文章的本意，更希望不要因为敝文词不达意、言不及义的地方，引起谢小萌先生的误解。

（《文学自由谈》202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