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附近”消失，故事也消失了

　　十几年前，互联网创造了一批新节日，如“双十一”“618”“女神节”之类，火爆异常，全民狂欢。然而，这几年眼看着就冷却了。为什么？因为这些新造的“节日”没有真正的故事，只受消费主义驱使，注定不能持久。

　　如果我们的七夕没有牛郎织女，我们的端午没有屈原，我们的清明没有对已逝亲人的思念，春节没有一代代人阖家团圆的记忆，这些节日不可能具有如此强大的凝聚力。

　　再看看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附近”：光鲜亮丽的小区，豪华的商场，便捷的生活配套，人们匆匆来去，一切也只受制于消费。身边的人和事物近在咫尺，却遥不可及。这样的生活无所谓故事，归属感也稀薄。人们时刻都在渴望逃离，却不知道想逃离的是什么。

　　根据张贤亮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牧马人》里，主人公可以毫不犹豫放弃美国的富足生活，回到贫穷而充满温情的草原去生活，因为草原上有属于他的故事和人生。《白鹿原》中的每一个人物，不管是发达还是落魄，离开故土就意味着失去生活。对狄更斯笔下的角色来说，离开伦敦就等于被放逐到世界尽头。陀思妥耶夫斯基《白夜》的主人公对每一个离开彼得堡去乡下避暑的人都表示伤感。

　　而今天，生活在这个城市，与生活在另一个城市，根本没有本质区别。人与“附近”之间不可替代的故事和回忆，再难寻觅。很多人根本不存在“故乡”的概念，所谓的“家”也只是一个安置肉体的容器，我们的“附近”毫无个性，缺少情感依附，因而可以被随意替代。

　　人们每天透过屏幕关注着国际新闻、国家大事、经济行情、民族冲突，而对于自己附近的邻居、同事、亲人，越来越缺少了解，也没有了解的欲望。

　　我们今天的“附近”，更多是由“物”来构成的。

　　而人与物的关系，也在社会加速变迁中变异了。《边城》中，渡船、白塔、茶缸、虎耳草，每一个物件都带着作者和人物的深情凝视。契诃夫的《洛希尔提琴》中，死气沉沉的小镇上，一把提琴可以依附无处安放的、人性最后的温情。

　　今天我们不是也有手机、电脑、名牌衣物吗？不一样。这些快消品带来的最大快感，是频繁更新，而非长久共处。它们的迭代速度，以及它们的“无个性”特征，使得它们无法参与我们更深层的身份认同。人们尝试用更珍贵的、定价更高的奢侈品、收藏品来弥补这种人与物的空缺关系，来彰显身份和个性——但只会让人走向更深的异化和孤立。

　　举个例子吧。格非在《隐身衣》中尝试描绘一种当代人与“物”的情感联结。主人公是一个音箱组装师，他对各种昂贵音响器材的品牌、价格、效果都如数家珍，看得出这是作者的兴趣所在。

　　小说写的是当代商品世界中特殊的“物”，它具有经典文化属性，因为它可以承载不朽音乐。符合这种特征的“物”，并不多见。无独有偶，2005年有过一部在读者群中反响很大的长篇小说《遥远的救世主》，其中的重要道具也是音响。这部小说技巧生疏，叙事上毫无新意。故事的主人公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因良心不安而从私募基金辞职，隐退于小城，他的消遣就是用那套昂贵的音响系统听古典音乐。很显然，和《隐身衣》一样，作者也想以音响来表现人物的个性，彰显他在思想和品位上的与众不同。

　　但这些小说中人与物的关系，仍是功利性的，它的个性不是人物赋予的，而是自身功能属性决定的，仍然缺少个人主动参与构建的记忆和“故事”。

　　如果我们的城市和社群不再能滋生和容纳种种故事，我们就无法对之产生内在认同。最终，就像查尔斯·泰勒所说，人会从自己所处的物理空间中“脱嵌”，对其中出现的人投射不了情感，也必然对自己所处的现实日益冷漠，变成游离的个体，从共同体的意识中剥落下来。

　　这不是文学的危机，而是人的危机。

二、碎片成了新范式

　　最近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感动了无数人。我们都知道这是个好故事。好故事里，有紧密的人际关系，有伟大的情义。很多人看完电影，感动之余，立马又会想到这个故事不真实，人物不可信。为什么？因为过于高尚的事物，在当代人眼里，都是虚伪的。我们已经把过度膨胀的自我中心当成了天理。好故事中极致的情感表达，简直是对我们空洞现实的冒犯。也许我们已不配谈论爱情，更不配谈情义。

　　文学是人学，而人是其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脱嵌”的人，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紧密“关系”，就没有了故事，也就没有了“人味”，没有了超越人之局限的可能性。

　　说白了就是，我们不相信人还可以有超越个体的追求，甚至敌视这种追求。

　　回望三十年前的文学高峰，如《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作品，会发现这些小说描写的家庭关系、社群关系早已消逝。信息时代的原子化和碎片化将这些关系终结了。写小说，就是写人的各种“关系”，而今天的人陷入一种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没有关系的关系”。

　　没有了“关系”，个体就无法再与整体建立有效的联系，宏大的、历史的、共同体的东西便从小说中消失了，传统的正典文学便不可持续。

　　但是，没有关系的关系，也是一种关系。

　　文学如何表现这种关系呢？只好用没有故事的故事。后现代作家巴塞尔姆说，碎片是他唯一信任的形式。更高级的碎片，来自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

　　穆齐尔在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并没有获得那么大的影响力，是米兰·昆德拉、库切等当代作家将他一步步抬起来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由是穆齐尔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写作方式，专注于个体的意识流动和智识表达，而非外部人物关系的建构。这是传统经典文学尚未占据的领地，似乎大有可为。

　　在穆齐尔的眼中，统一的、完整的人物性格已经不存在了，人的外在生活是一堆碎片，相应的，人的性格和内心世界也成了连接这些碎片的唯一线索。

　　美国新生代小说家如大卫·华莱士，继承了穆齐尔和布洛赫的文学遗产，写出了当代少见的百万字巨制《无尽的玩笑》，小说的故事难以复述，三条故事线，每条主线又衍生出数十条支线，几百个人物穿插其中，传统的人物关系被各种跳跃的碎片式关系取代。这本小说中有388条尾注，占全书篇幅近十分之一。注释，不正是碎片最好的表现形式吗？最长的一条尾注有16页之多，篇幅堪比一个短篇小说，有的尾注中又夹杂大量尾注，就像是碎片中包裹着碎片。

　　可想而知，阅读这样一本小说的难度并不低。奇怪的是，小说一经发表，立即引起轰动，评论界给予它极高的评价，全球销量超过百万册，是当代罕见的文学现象。买书的读者，以及专业的书评人，都少有人完整地读过这本书。当代的阅读行为也在发生变异，人们不再将长篇小说视为一个连续、统一的整体，不再如饥似渴、迫不及待地读完一章又读一章，而是随机翻阅，断断续续，不在意开端，也不急于看到终结。

　　文学的阅读和感受的方式也已经大不一样了。

　　另一部处理“没有关系的关系”的现象级作品，是挪威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的六卷本自传小说《我的奋斗》。六部曲分别以死亡、爱情、童年、工作、梦想、思考作为主题，写了作者自己四十多年的人生日常和琐碎。其中唯一构成稳定的人物关系的，是作者和父亲之间的紧张关系，其余都是碎片式的回忆。而这种回忆之所以能够吸引人，是因为作者不可思议的坦诚和细致。他将早恋、性爱、肉体的种种细节包括死亡的过程，都写得令人惊诧，因为过去从未有人如此专注地凝视这些日常行为，以及这些行为背后最深层的心理反应。有时，这种凝视会让人很不舒服，甚至恶心。

　　很难说这样的尝试是不是未来写作的正途，原有的评价标准和经典化路径，如今都已失效。可以确定的是，不管是罗伯特·穆齐儿的《没有个性的人》，还是大卫·华莱士的《无尽的玩笑》，以及卡尔·克瑙斯高的《我的奋斗》，从作者到小说中的人物，都给人一种阴郁、不健康的幽闭之感。毫无意外，这几位作家都有精神和心理方面的困扰。比如华莱士长期饱受抑郁症的折磨，最终选择了自杀，年仅46岁。

三、不能原地不动，也不能亦步亦趋

　　相比之下，当代中国文学对当前时代的表现方式显得非常陈旧。

　　为什么中国现当代小说还是以乡土小说最为成熟，最具文学性？因为乡土空间天然具备多重文学维度，容易写出厚重感和历史感，也更能通过乡土社会的“关系”来表现人物。里尔克说：“在我们先辈的眼中，一幢房子，一口井，一座他们熟悉的尖塔，甚至他们自己的衣服、长袍都依然带着无穷的意味，都显得无限亲切——几乎一切事物都蕴涵着、丰富着他们的人性。”

　　人与环境的这种共情，早就在现代化过程中遭到了无情的瓦解。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小说家仍按传统的方式搭建场景，会显得虚假和过时。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三十年前成名的作家，到了今天还是只能写乡土故事，一旦涉及城市就无计可施，或相形见绌。

　　2005年，贾平凹出版长篇小说《秦腔》，他说写作动机是“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写当代乡土的新景观呢？他说：“我所目睹的农村情况太复杂，不知道如何处理，确实无能为力，也很痛苦。实际上我并非不想找出理念来提升，但实在是找不到。”

　　城市的变化速度，更甚于乡村。于是，二十一世纪初火热的打工文学、旅游文学，转眼就成云烟。人们看的书、听的歌、看的电影、使用的手机和软件、居住的街道，每一年每一月都会变换面貌，就连亲历者本人，也难以准确回想具体的细节。变化太快了，而且会越来越快。文学无法跟上这样的变化速度。

　　人们要求文学也向社会节奏看齐，不断推陈出新，于是各种流派、主义、理论频繁轰炸，新写实主义、私小说、新东北写作、新南方写作、新历史小说、新科幻等概念层出不穷。人人忙着给自己制造标签、贴标签，大家担心，在大数据时代如果没有时新的、热门的标签可资利用，新作品将很快遭到遗忘，甚至从一开始，数据和流量的海洋会直接淹没你，不会给你一丝出头的机会。

　　耐心成了稀缺资源。而文学如果没有了耐心，离最终的消亡也就不远了。

　　然而，文学回应自己的时代，并不一定总是要附和它、顺从它。反抗和超越，往往是更有力、更长久的回应。

　　没有了稳固的外部空间和精神世界，那就应该去创造它。先创造，再书写。就像两百年前的梭罗一样。为了证明我们其实并不需要追逐那些多余的财富，不需要紧跟时代潮流，他提着一把斧头走进瓦尔登湖畔的森林，创造了一种简单、健康且快乐的生活方式来回应他的时代。于是他留下的文字见证也就成了经典。

　　也许创造生活才是创造故事的正途。

四、可能的未来

　　危机总是蕴含新生。而且，危机并不会无止境地加剧。

　　哈特穆特·罗萨在《新异化的诞生》中说，社会加速会有个限度，它不可能无限加速下去，因为人的承受能力是有限度的。每一种社会变革终究会引发反动和调整。实际上，眼下随处就可以发现这种“逆流”。一方面是“卷”文化大行其道，一方面是慢生活成为时尚。一方面人们已经脱离乡土和自然，另一方面回归田园、保护生态一次次成为热门话题。

　　其次，我们也不要把“异化”看作是一种可怕的、无法挽回的前景。实际上，异化也并不全然是坏事。异化无处不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同邪恶和死亡始终存在一样，不可避免。文明伴随异化，异化也在催生文明的完善和成熟。

　　卢梭将原始的纯朴社会视为理想社会，认为文明的发展扭曲了人性。中国古代的先贤将飘渺不可考证的三皇五帝时期当做理想年代，认为那时遍地都是圣人，个个都是君子。只有在虚幻的历史中，才没有人的异化。

　　但异化的必然存在，也并不意味这我们就要接受异化。文学和人类文明的目标，始终是实现一个理想的社会，致力于人的全面、自由地发展。文学也只是这一宏大愿景中的卒子。

　　目前的情况是，我们的文学几乎愣在原地，一动不动。在网络上，“低欲望诗意生活”的代言人和文学指南，仍是《瓦尔登湖》和《陶渊明集》。当代作品没能提供更亲切的文学养料。

　　从积极的一面看，传统的文学模式已失去约束力，影响的焦虑大大减轻。未来还有生机。至少叙事艺术的可能性还远未得到充分开发。好故事依旧稀缺，而人对故事的需求是永恒的。

　　我们的当代作家们在干什么呢？很多人还在抄袭、炒作、评奖的循环中自嗨。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总会有新的范式出现，呈现出真正的现实感和创造力，来回应眼下的时代。

　　最终一切的重点，都在价值的重塑。无意义感正在深深折磨着后现代的新人类，而我们的文学却还没有意识到新的使命已经降临。

　　人需要寻求某种高于物质生活的价值，这一点，千古不易。自轴心时代以来，人类最高级的智识活动都指向意义的找寻，指向存在的本源。每一次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文学都不曾缺席。面对当今社会前所未见的价值断裂，面对全新的启蒙任务，文学怎会完全失语？

　　也许短暂的沉寂，只是在酝酿一次彻头彻尾的断尾重生吧。如果不是，我们就只能等待它完全消亡，让位于新的艺术媒介。

（《文学自由谈》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