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主角》，如秦腔老腔般苍凉激越，震荡文坛。作家陈彦以数十载梨园沉潜，摹写一代名伶忆秦娥的跌宕人生，其笔力之沉实、细节之丰饶、生命感之蓬勃，令读者击节赞叹。这让人不禁反思当下喧嚣的文学景观：一边是高校“创意写作”课程的遍地开花，试图将作家培养纳入学院生产线；另一边是“新大众文艺”浪潮汹涌，无数普通人的书写如地火奔突，重塑着文学的边界。热闹之下，一个根本性的追问浮现：作家究竟从何而来？文学的真实力量又扎根何处？当我们注目《主角》的成功，反观“创意写作”的迷思，并重新审视“新大众文艺”的本质时，或许会发现，文学的未来不在于机关算尽的“巧”，而在于回归生命本源的“真”，在于一场创作权的下放。

　　一、解构“造神车间”：学院派创意写作的迷途与悖论

　　近年来，创意写作课程在中国高校已成显学，从复旦、上大拓展至诸多学府，其志可嘉，意在打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魔咒。然而，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是，我们鲜见从中走出的卓然大家，却目睹了大量以“创意写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与专著的批量生产。这条本应通向文学殿堂的道路，似乎拐入了学术 GDP的流水线。这并非全然否定其价值， 但其深层迷途，恰在于将“创作”偷换为“生产”，将“生命体验”窄化为“叙事技艺”。

　　其核心矛盾在于，它试图建立一套可量化、可传授的“写作方法论”。角色弧光、情节模型、视角调度……种种分析工具精细如外科手术。然而，文学的灵魂，那种对生活的穿透性理解，对人性幽微的洞察，对时代脉搏的感应，却难以被分解为 PPT 上的知识点。当写作降维为一种可以习得的“手艺”，它便与“创作”的本源渐行渐远。陈彦创作《主角》，依靠的不是任何“故事公式”，而是他浸淫于戏曲院团数十年的生命累积。那些角儿们的血泪汗水、台前幕后的倾轧与温情、戏与人生的互文与投射，是溶入其 血液的记忆，而非采集来的素材。这种“笨功夫”，恰恰是追求“巧机关”的学院体制最难复制的。

　　更为荒诞的是，高校热衷于引进成名作家担任客座教授、博导。初衷是为学生架设通往文学现场的桥梁，但实际效果往往流于表面。这种结合，常沦为双方地位的互认与符号的加持，而非创作奥义的深度传递。作家的光环可以装点门楣，但其创作过程所依赖的内生动力，那种源于生命匮乏与丰盈、痛苦与狂喜的独特馈赠，是无法通过几次讲座、几场座谈“让渡”给学生的。甚至，一些被寄予厚望的青年写作者，在此机制中习得的，是熟练地运用理论术语包装作品，在特定期刊上发表符合“配方”的文本，乃至催生了抄袭与自我重复的丑闻。这警示我们，一旦文学创作被异化为获取学位、奖项与席位的“职业赛道”，其内在的真诚与原创性便会面临被掏空的危险。

　　此间最大的误区，莫过于对“出名要趁早”这种急功近利心态的隐性鼓励。张爱玲此语，是其天才锋芒的自然流露，而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创作律令。当学院机制不断制造“文学新星”，催逼年轻写作者快速产出、快速获奖、快速经典化时，我们失去的，正是作家最宝贵的“蛰伏期”，那段在社会中摸爬滚打，让思想缓慢发酵、让语言与生命经验深度缠绕的漫长时光。沈从文看尽湘西沉水流域的血泪、陈忠实蛰居白鹿原下翻阅县志、陈彦在梨园深处数十年如一日。这些著名作家的来路，无不印证着一个朴素真理：作家首先是一个在生活中饱经锤炼的“人”，而后才是执笔的“作家”。当“人”的阅历被压缩，其“文”的根基必然单薄。学院派创意写作若不能破除对技术理性的迷思，回归对“人”的整全性涵养，终将只能生产出精致的文学“空心菜”。

　　二、回归创作本源：以“生活之历练”与“思想之形成”击破空壳

　　从《主角》的成功，到创意写作的迷思，一个根本性的命题浮出水面：作家真正的“第一等事”，究竟为何？答案朴素而严峻：是生活之历练，与在此之上淬炼而成的思想。

　　这里所指的“生活”，不是创作前为了搜集素材而下沉的“体验生活”。那种“做客式”的浅尝辄止，只能捕捉浮光掠影的表象。真正的历练，是陈彦式的，将自身长久地、甚至永久地“抛入”一种具体的生存境遇之中，与之同甘共苦，让生活的锋刃真切地划过肌肤与灵魂。如同路遥为写《平凡的世界》，在铜川煤矿的巷道里与矿工同劳作；如同柳青为写《创业史》，举家迁至皇甫村，剃光头、穿对襟袄，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这种“我即众生”的生命投入，使作家的笔触能穿透现实的表层，直达生活内部的肌理。《主角》里那些对剧团排演细节的精准刻画，对人物关系微妙变化的传神白描，对秦腔艺术兴衰与时代变迁交织的宏大叙事，无不是这“数十年磨一剑”的生命沉淀。

　　没有这种沉潜，文字再华美，也只是无根的浮萍、没有灵魂的躯壳。当下许多文学作品，叙事技巧圆熟，语言考究精炼，但读来总觉得隔膜，缺一口气，缺一股直击人心的力量。原因何在？症结便在于其背后“人”的隐匿与“思想”的贫弱。这里的“思想”，不是哲学概念的图解，也不是学院训练出的理论批判能力。它是一种从血肉生活中生长出来的洞察力、判断力与悲悯情怀。它关乎一个人如何看待生死、如何理解爱恨、如何对待社会与他人，乃至如何安放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这种思想的形成，需要作家在长期的生存实践中，不断追问、反复叩击，将个体经验与更为广阔的历史感、时代感、生命感相联通。忆秦娥这一形象之所以震撼人心，正因为陈彦不仅写出了她的个人奋斗史，更将她内化为一种民族文化性格的象征，一种在苦难与辉煌交织中坚守的生命原力。这种书写，源于作家自身深厚生命经验所凝结的思想结晶。

　　以此反观，“新大众文艺”的一个核心基点，恰恰是对这种“历练”与“思想”的本真回归。它让创作冲动回到原点：不是为了发表，不是为了获奖，更不是为了完成某个项目，而仅仅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遭遇其独特的生活境遇后，产生了不得不说的冲动。这种“不得不”，即是文艺发生的原始动力。

　　因此，当我们为作家培养开出“药方”时，最根本的一条，或许是鼓励所有写作者，忘掉“作家”这个职业标签，先回到“人”的本分上来，去经历，去感受，去爱，去痛，去观察，去思考。

　　所谓“功夫在诗外”，陆游此言，于今仍是箴言。创意写作若真有雄心，其核心课程不应仅限于文学技巧，更应引导学生如何深刻地“进入”生活，如何建立自己观察世界的坐标系，如何在经典与现实的对话中，磨砺自己的思想之刃。唯有当文字真正成为生命经验的分泌物，而非技巧拼接的工艺品时，文学才能重获那份动人心魄的力量。

　　三、归正“新大众文艺”：创作权下放，让每 一个灵魂独自发光

　　当学院机制的“巧机关”备受质疑，另一股更为辽阔、也更具生命野性的文学潜流，正在时代的地表下奔腾涌动，这便是“新大众文艺”。然而，我们必须警惕学术话语对其急于贴上标签、套上理论的“阐释的冲动”。一旦我们以固有的“文学性”标尺去丈量、以西方理论框架去切割，便可能扼杀其最宝贵的品质，那种源自泥土的朴素、真诚与自由。归正其本质，在于一场深刻的“创作权下放”，让普通读者成为作者，让每一个灵魂都有权力和能力记录自己的生命史诗。

　　“新大众文艺”的根基，深植于我们这个时代技术平权与个体意识觉醒的土壤。互联网、社交媒体、自媒体的普及，史无前例地打破了传统文学生产与传播的桎梏。发表权与被看见的权利，不再垄断于少数刊物与编辑之手。一个农民工、一个外卖骑手、一个县城教师、一个退休老人，都可以借助一部手机，在方寸屏幕上书写自己的悲欢离合，并且有可能被无数人阅读、共情。这种技术带来的可能性，是一场深刻的文艺民主化运动。它让文学重新回到其最古老的起源，回到民众的口头讲述与情感交流之中。

　　这场运动的“新”，不在于其形式，而在于其主体的极大扩展与精神的返璞归真。它呼唤的，是写作者以朴素而真诚的笔调，呈现自己独特的生存现场与精神世界。我们读到矿工诗人陈年喜的“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读到育儿嫂范雨素自传体文字里的苦难与从容，读到快递小哥胡安焉对工作流程近乎人类学式的精细描摹……这些文字，未经学院技巧的精雕细琢，却拥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那力量，正来自于其生活的实感，来自作者与书写对象之间“零距离”的生命粘连。他们写的“主角”是自己，讲述的是自己数十年如一日的“梨园生涯”。这种写作，天然地拒绝了凌空蹈虚与无病呻吟，它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是生命遭遇挤压后的必然喷发。

　　这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培养作家的、比现有创意写作机制更为 “真实和靠谱”的路径。这条路径不是“培养”，而是“发现”与“赋能”。它不是自上而下地灌输技巧，而是保护和激发“新大众文艺”作者的潜能。具体而言，社会与学界可以做的，不是急于去“评审”或“教化”这些写作者，而是：其一，创造更宽容自由的表达环境，保护那些来自底层的、不加修饰的、甚至有些粗粝的声音，不以精英的审美标准去规训它们。其二，提供切实的、多元化的写作支持，如设立面向所有群体的公益写作工作坊、建立线上写作社区、组织非功利性的导师辅导，其重点在于帮助写作者更准确、更自由地表达其“有所思”与“有所感”，而非传授“怎样写得像作家”。其三，重塑健康的文学评价体系，将目光更多投向那些蕴含着真切生命经验的作品，无论其作者是知名作家还是普通劳动者，建立一个让好故事、真情感自然流淌和传播的生态。

　　这场“创作权下放”的最终目的，不是要湮没经典或取消专业作家，而是要打破少数人对书写权力的垄断，让文学之河重新汇入广袤的生活海洋。当每一个群体，无论是学术精英、都市白领，还是农民工、外卖员，都能以文学的方式，记录自己的时代，表达自己的情感，沉淀自己的思想，那么，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艺”时代才算到来。假以时日，  从这亿万份“个体史诗”中，我们或许能淘洗出比任何“创意写作车间”所能生产的更真实、更驳杂、也更具生命力的文学黄金。这比任何关于“作家”的定义都更为广阔和激动人心。

结语

　　从《主角》的“笨功夫”中，我们看到了文学最本质的力量源泉。以此为镜，映照出当前学院派创意写作的某些迷途，并非对之全盘否定，而是警醒一种脱离大地、迷信技巧的倾向。而“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则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回归之路：将创作的星火重新交还每一个普通人，珍视他们生命经验里自带的文学种子。

　　真正的文学，从来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在生活的沃土中“长”出来的。一个时代文学的高度，最终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激活普通人心中记录与表达的渴望，取决于有多少人能够真诚地写出自己作为“主角”的故事。当更多的陈彦们，在各自的“梨园”深处沉浸数十载后，能够拿起笔来，我们收获的将不仅仅是几部杰作，而将是一个文学思潮真正涌流、精神世界极度繁茂的黄金时代。这便是《主角》带给我们的，远超一部小说本身的深远启示。

（《文学自由谈》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