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自由谈》是一份小而又大的杂志。它的开本是小的，但其话语空间是大的；它所刊载的文章的幅制是小的，但其内在力量是大的；这些文章的论域是小的，但其读者群体是大的。《文学自由谈》虽小却好，别有一种清俊的风标与内在的魅力。想想看，假如没有《文学自由谈》,我们的文学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的文学批评的色调，会苍白很多；我们的文学对话的声音，会单调很多；我们时代的文学气氛，会沉闷很多。

　　我在《文学自由谈》发表文章，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三十四年间，多有往来，可谓知交。在我的心目中，《文学自由谈》是中国文学批评杂志的一个高标。正派是它最重要的品质。对它来讲，柔润可人，阿意取容，是一件殊甚不韪的事情。所以，它从不无原则地讨好和吹捧任何人，也不怕冒犯和得罪那些声闻过情的“著名作家”。如果被批评家指瑕，也算一种特殊形式的奖赞和尊荣，那么，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都在《文学自由谈》上，体验过这别样的礼遇和光荣。

　　吕坤在《呻吟语》中说：“能辨真假是一种大学问。世之所抵死奔走者，皆假也。万古唯有真之一字磨灭不了，盖藏不了。”(王国轩、王秀梅整理：《吕坤全集》,中卷，中华书局，2008年，第706页)“真之一字”，是《文学自由谈》的基本品质，而求真则是它的第一原则。它鼓励人们坦率地说真话。它为讨论真问题的文学批评提供了话语空间，为意见相左者提供了商榷的平台。它给人们言说的自由，但也给这自由确定了原则，划定了边界，决不让它沦为任性的胡闹。批评家可以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和否定态度，但他的批判和修辞应该是尖锐而有教养的。正因为这样，《文学自由谈》才成为独标一格的重要刊物，才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一面旗帜，才赢得了许多普通读者的关注和尊敬。

　　庸俗是一种坏品质，也是文学的大敌。庸俗的作家很少关心公共事务，亦不知人间正义为何物，满腹的心思全在一个“我”字上。这样的作家必无大境界，所写之作品亦必无高格调。吕坤说：“一个俗念头，一双俗眼目，一口俗说话，任教聪明才辩，可惜错活了一生。”(王国轩、王秀梅整理：《吕坤全集》,中卷，第796页)又说：“春秋人计可否，畏礼仪，惜体面。战国人只是计利害，机械变诈，苟谋成计得，顾甚体面，说甚羞耻。”(王国轩、王秀梅整理：《吕坤全集》,中卷，第799页)作家和批评家一旦落入庸俗的溷藩，必将成为“只是计利害”的“战国人”。《文学自由谈》因其极力荡涤文学上的“俗念头”“俗眼目”和“俗说话”，因其示人正道，鼓励大家在讨论文学的时候“惜体面”，便有了“春秋人”的样子，便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一股清流，一块净土。

　　伟大的文学是一种高贵而美好的精神现象。它有自赋价值的能力，从不在意不切实的赞美和不相干的奖赏。然而，人世间伟大的文学少，平庸的文学多，平庸而冒伟大之名的文学，亦不少见。我们时代的某些作家，缺乏自赋价值的能力，所以特别在意那些外在而虚浮的赞美，最终患上了一种可称为“荣誉饥渴症”的怪病。他们太过渴望他者的认可，太过渴望批评家的称扬，太过渴望获得所谓的“大奖”。他们不知道，在古人的意识里，声闻过情是一件让人愧怍和不安的事情；他们不知道，在肯定和赞扬成为消极习惯的文化环境里，廉价的赞美和虚假的奖励其实并无太大的意义和价值。《文学自由谈》上有影响的文章，多是针对这种名实不副的作家、作品和现象，大都具有“褫其华衮，示人本相”的揭蔽性质。这些文章不仅有助于人们更客观地认识作家和作品，也有助于养成更加健康的文学风气。

　　接下来，我想把话题荡开去，由《文学自由谈》而“自由谈文学”，谈一谈文学批评的客观性、科学性以及知识分子气质等问题。

　　若有人问我，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回答是：方法上的主观主义、认知上的相对主义和价值观上的虚无主义。

　　在那些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批评家的认知里，文学批评简直是近乎随便的主观表达——不需要顾及客观事实，不需要服从逻辑制约，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简直就是无可无不可的话语游戏——你要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他们把虚假的赞美变成一种习惯，喜欢用巴洛克式的华丽而夸张的语言，赞美一个平庸的作家或一部拙劣的作品。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普遍的原则，没有可靠的客观性，也没有严肃的文学纪律。无论自己的批评多么主观，多么违背常识，多么不切实际，他们都心安理得，恬不为怪。

　　认知影响行为，观念影响实践。让我们从一句所谓的“美学格言”来看看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的主观主义问题。

　　在近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句几乎人人皆知的名言，一句据说来自西方的格言，流传甚广，几乎成为文学上无需怀疑的常识和真理。这句话就是：“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这句格言式话语，固然有助于提醒人们留意文学阅读和理解的个体差异性，但也会引致至少三方面的严重后果：它忽视了作品的意义世界的客观性和确定性，鼓励读者仅仅根据自己浮泛的感受和印象来随意阐释作品，因而会造成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上的主观主义的泛滥；它忽视了作者的存在，甚至暗示读者接受“作者已死”的虚妄观念，完全忘记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作品是作家创造出来的，是作家的人生经验、价值理念和修辞意图的体现，因而，读者必须遵循“知人论世”的古老原则；它还暗示人们，在文学评价上，没有必然如此的绝对性，没有最接近客观事实的唯一性，因而，它在事实上为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上的自我主义、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即面对一部作品，你完全可以任意阐释，你甚至可以肆然宣告：我批评的就是我自己。

　　事实上，读者可以有一千个，但哈姆雷特只有一个。无论读者的个性多么卓特，想象多么丰富，理解多么深刻，他都不能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完全理解成与莎士比亚无关的纯属读者自己的哈姆雷特。人世间不存在无目的的文学写作。读者固然可以有自己对哈姆雷特的理解，但是，他不能无视莎士比亚塑造人物的创作目的、叙事线索和修辞动机，不能忽略文本结构和表现形式的稳定性和明晰性。就此而言，最接近莎士比亚文本事实的深刻理解和准确阐释，只能是这一个或这几个，而不能是随便哪一个。同样，一个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作品，到底是不是“伟大的中国小说”，也只能有一个接近事实的客观结论。

　　在20世纪，这种极端主观和极端任性的美学意识和批评观念，这种否定艺术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倾向，几成时代性的潮流和世界性的现象。王尔德就把想像与“事实”对立起来，把艺术精神与科学精神对立起来，从而否定一切形式的写实文学，否定艺术追求真实效果的努力。他说：“事实不仅正在历史中找到立足点，而且正在篡夺想像力的领地，侵入到浪漫文学的王国中来。”(赵澧、徐京安主编：《唯美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24页)他贬低基于现实生活的叙事文学的价值和成就：“作为一种方法，现实主义是一种完全的失败。”(赵澧、徐京安主编：《唯美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22页)这种否定“事实”的唯美主义观点，除了显示认知上的混乱，除了制造作者与生活、读者与作者的分裂，似乎并无太多太大的意义。美国哲学家艾德勒在《六大观念》中说：“在有关真理的事务(而不是个人偏好的事务)中，我们绝不应该放弃努力，以期达到我们所应该追寻的一致意见。放弃就会终止对真理的追求。”(艾德勒：《六大观念》,三联书店，郝庆华译，1989年，第68页)同样，在文学批评方面，我们也应该追寻那种符合事实的基本共识和可靠结论。为了找寻文学批评上的“一致意见”，我们必须克服自大的自我主义和任性的主观主义。

　　如果说，公正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原则，那么，客观就是文学批评的首要尺度。在古典主义的文学观念中，成熟意义上的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从来就不是一种随意的主观活动，而是一种寻求伦理价值、美学价值和真理价值的科学活动。普希金在《论批评》中说：“批评是科学。……批评是揭示艺术和文学中的美和不足的科学。……哪里没有对艺术的热爱，哪里就没有真正的批评。”(沈念驹、吴笛主编：《普希金全集》(第6卷·评论)，邓学禹、孙蕾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61页)这是关于文学批评的简洁而完美的定义。科学性意味着客观性，意味着对事实的尊重。普希金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文学批评的科学性质，还将揭示艺术和文学中的“不足”，当作文学批评的重要任务。

　　像普希金一样，刘勰也强调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的公正和客观。他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说：“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显然，在这位伟大的中国文学理论家的理解中，文学批评是一种客观的求真活动；对作家和作品的阐释，可以达到科学的理想境界；从事文学批评，不仅是涉及专业素质和鉴赏能力的问题，还是涉及公正无私的德性的问题。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只对事实和真理负责。为了成为客观而公正的批评家，他甚至要把自己提高到这样的水平——成为一个可靠的衡器，一面平整的镜子。

　　文学批评是一种具有超越性和纯粹性的精神活动。只有真正的知识分子，才能成为合格的批评家。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知识分子极大地摆脱了自己身上的庸俗性。他们热爱真理，视之如同生命；为了探索真理，他们有勇气超越一切形式的外在羁绊。他们有自己的信念和法则。班达说：“知识分子的法则是，当全世界都匍匐在作为世界主宰的非正义时，他却要屹立不动，用人类的良心来反对它。”(朱利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8页)良心是一股将人引向正途的力量，是一股将人向上提升的力量。真正的批评家都懂得良心的意义。他们接受良心的规训和指引。他们的良好的正义感和过人的勇气，就来自他们心灵深处的始终清醒、始终不灭的良心。

　　文学上的知识分子有自己独特的气质。这气质体现着超越性的生活态度和精神追求。守护善和爱的原则，捍卫个性自由和人格独立，始终保持对真理和意义世界的热爱，始终保持对理想生活的渴望，始终保持独立观察生活和思考生活的习惯，这些，就是文学知识分子气质的基本内容。真正的文学知识分子，接近儒家圣哲所说的“君子”——他们上达，而非下达；他们喻于义，而非喻于利；他们有所为，有所不为；他们周而不比，而非比而不周；最重要的，他们从不惮于表达自己的情感态度，因为，他们能爱人，亦能恶人。

　　在谈到知识分子的时候，索尔仁尼琴说过这样一段话：“良好的教育和良好的家庭也不一定能培养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人：他对精神生活的兴趣和志向是锲而不舍的，是固定不变的，并不是外界环境所强加，甚而是与外界环境相对立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人：他的思想不是模仿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中册)，田大畏、陈汉章译，群众出版社，1996年，第267页)显然，知识分子是那些通过自我努力完成个体精神成长的人。他们有坚定的志向，有独立的人格，有稳定的价值立场。他们拒绝随波逐流，拒绝跟风趋时，拒绝作他者的应声虫。

　　我们最后的结论是，你要想成为文学批评家，要想为人们贡献有价值的意见和靠得住的判断，你就不能是毫无特操的乡愿。你必须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你要有坚卓的个性和过人的勇气。你要将善、爱和真理置于一切之上。

　　真正的文学批评，就是那些个性坚卓的人，凭着自己的良心和勇气，通过理性而又不乏诗性的修辞，通过充满紧张感和冲突感的对话，表达善的态度、爱的精神和探寻真理的热情。

2025年12月4日，平西府

（《文学自由谈》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