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则趣闻。2024年5月3日，著名歌星王力宏在大连开演唱会。在感谢环节，他照例要说一通感谢的话语，其中一句“感谢山东省文旅局”让现场观众一片错愕。这句话，写在他的个人微博上，后来删除了。这不是口误，也不是玩梗。在很多南方人的地理知识里，大连不属于东北，而是山东的一座城市。这样的误解，在南方，似乎不在少数。更让人慨叹的是，不少大连人似乎也不认同自己的东北属性。

　　大连是东北经济最为活跃的城市，是东北振兴的引擎与动力，怎么在一些外人和若干本地人眼里，就变成了“非东北了”?大连与山东隔海相望，最近距离110公里。海洋并没有阻断两地的联系，由于历代胶东人口大量迁移东北，造成辽南半岛的居民大多是山东人的后裔。上世纪80年代，官方为此做过一个统计，大连市区的山东人后裔应该在百分之七十五左右。大连方言与胶东半岛同属于一个方言区。语言承载文化。显然，地处东北文化与齐鲁文化之间的大连，文化属性上更靠近后者。

　　大连自1898年建城，沙俄租借大连地区，开始修港口、建城市。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侵占大连，改大连为海外殖民地的关东州。1945年，抗战胜利，苏联又接管了大连地区，直到1950年，大连才回到祖国怀抱。从1898年到1950年，大连都与沈阳等内地城市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大连独特的历史，在全国都是不多见的。

　　1984年，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中国东北乃至远东地区走向世界的门户，是带动东北经济发展的龙头。开发区建立之初，便接续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型，承接了包括并不限于日韩的劳动密集性产业的转移。由此，大连的传统产业结构得以迅速调整，吸纳与消化了大量本地的劳动力。进入90年代，大连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一举成为全国明星城市。

　　最近几年，“新东北文学”叫得很响。它兴起于沈阳，代表作家大都是沈阳人，作品的背景也多为沈阳。大连与沈阳，同处一省，经济总量与人口数量，常居东北前两位。但两座城市在历史文化与经济发展层面，都呈现着不同样貌。

　　有这样一个共识：1990年代东北国企改革及其引发的社会震荡，是当下“新东北文学”发生的主要动因和主体叙事内容。当沈阳经受着国企改革的阵痛，大连却享受着开放的红利。以大连作家邓刚为例，他出身工人，长期生活在大连，作品反映了1970年代之后的大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既写出了与新时期中国文学同步的工业文学比如《八级工匠》《阵痛》等，也贡献了独具大连特色的“海碰子”系列，比如《迷人的海》《龙兵过》等。1988年，中外合资企业大连富丽华大酒店开业，这是东北地区第一家五星级宾馆。邓刚以此为背景写的《我叫威尔逊》,题材独特，反映了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同时期非常活跃的大连作家达理，笔下更多地聚焦新时期知识分子的困惑。另一位活跃的大连作家孙惠芬，同时期的作品也主要描写农民进城这一新时期的宏大主题。大连作家的创作，既有与新时期文学同步的一面，同时，也贡献了与东北内地完全不同的独有题材与经验。

　　显然，因为地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显著差异，“新东北文学”的惯常题材，在大连作家的笔下，并不是叙事重点。所以，当我们谈论“新东北文学”的时候，大连就比较尴尬，因为大连作家的写作几乎是游离在“新东北文学”之外的。

　　以我为例，我的父母就是上世纪50年代移民大连的，他们属于最后一批闯关东的山东人了。我出生在大连，是地地道道的大连人。但是我生活的周边，从老到小，都是山东人，具体说，大都是胶东人。胶东人的生活方式、习俗和语言，一直包围着、浸染着我。童年时，每每过年，我们都要回老家山东牟平县，给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叔舅姑姨们拜年。大连是我的家乡，生于斯，长于斯；牟平是父母的故乡，耳濡目染，也成了我家乡之外的故乡。但是，牟平毕竟隔海相望，亲切却又缺乏深切的体验，说是故乡，毕竟差一层意思。而作为家乡的大连，因为浓郁的胶东文化浸染，与我也缺少一点深切的共情。所以，长久以来，我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有家乡、没故乡的人。有人说，没有故乡的作家是可怜的。更可怜的是，家乡对我，也不是那么亲切。青年时期外出求学，到了中年又出国生活，这样的经历，都使我对大连文化有一点清醒认识乃至批判。当然了，生活在大连的我，对东北似乎也是陌生的、隔离的。

　　回顾我的小说创作，既没有多少东北特色，甚至也没有多少大连印记。我是1963年出生的，成长于“文革”,1981年考入大学，感受着八十年代的春风化雨，我的经历，注定了我的创作一向倾心于历史题材。

　　尴尬的不仅是大连和我个人。

　　所谓东北，行政意义上的东北就是黑吉辽三省，地理意义上的东北，还要包括内蒙古东部三个盟。黑龙江的森林文化、延边的朝鲜族文化、辽东的满族文化、辽西的游牧文化、辽南的海洋文化……从历史到现实，它们都属于东北。东北，就是由无数个丰富多彩的局部组成的。东北就像一个大火锅，看过去，火锅外部呈现强烈的工业感与金属感，但是掂起筷子，你看到了来自草原的牛羊肉，看到了来自丹东的海味，看到了来自长白山的山珍，当然，也少不得东北的酸菜。东北文化具有火锅的性质，丰富多彩，色彩斑斓，汇聚在这个叫做东北的大火锅里。

　　大连的尴尬，正是东北文化多样性、复杂性的体现。这恰恰证实了东北地域文化独有的特殊性与丰富性。应该说，正是这种看起来的尴尬，蕴含着东北文学的无限可能性，预示与寄托着新东北文学的辽阔未来。“新东北文学”如果不能回应东北的独特经验，道路只会越走越窄。

　　进入21世纪，“新东北文学”崛起，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作家通过新旧媒介互动展现下岗潮的伤痕记忆，赢得了广泛的瞩目。因为出身与题材的相近，他们初始被命名为“铁西三剑客”。这种命名，是有意义的。接着，青年批评家顺势而上，将这种写作命名为覆盖性更为广阔的“新东北文学”。在我看来，这种命名除了表现为对青年作家和新的文学写作的关注，同时也是一场青年批评家扬名立万、重新瓜分学术权力的“圈地运动”。另外，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种命名最初源自某些部门的政绩冲动。

　　当铁西这个概念上升为东北，此刻出现的“新东北文学”,在符合东北振兴的口令下，既带有明显政绩冲动，也显示着东北被边缘化的焦虑。也就是说，当一种写作，被冠名了，被照亮了，与此同时，有一部分东北经验也就被忽视了，遮蔽了。

　　20世纪30年代，东北作家群以流亡经历和抗战题材创作推动民族意识觉醒，彼时的东北文学崛起，是受到外部力量挤压后的自觉与反抗；1949年之后，东北的工业生产在全国备受瞩目，反映东北工业题材的小说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篇章。现在，当我们谈论“新东北文学”的走向，往往聚焦的是地域文化层面上的东北，但我们也不该忽视国家政策层面上的东北。在漫长的时光里，东北一直是计划经济管理最为严格的地区之一。这种管理，模糊了地方性，弱化了地域性，无疑把东北体制化了，扁平化了。在我看来，对此的反思，应是“新东北文学”的责任与担当。

　　我不是文学评论家，无法从理论上阐述“新东北文学”这个议题。但是，我作为一个在东北生活了六十多年的文学写作者，我想把自己的切身感受说出来，希望对读者有所启发。

（《文学自由谈》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