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时代的精神世界

　　当代短篇小说，是我喜爱、研究的领域。在《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演变史》一书中，我精选了15位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作家，作为支撑全书的基石。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到新世纪的“多元化文学”时段，遴选了五位作家，分别是：史铁生、韩少功、铁凝、刘庆邦、毕飞宇。前四位都是“50后”作家，只有毕飞宇是“60后”作家，称他是“60后”的代表性短篇小说作家，应该没有错。我喜爱毕飞宇和他的短篇小说，说是“毕粉”也不夸张，我一直跟踪他的短篇小说创作，几乎读过他全部的作品，还写过两篇综论式的文学评论：《论毕飞宇的短篇小说》《倾心营造小说的形而上世界》，还有一两篇单篇作品评论。我曾相信毕飞宇是最出色的短篇小说家之一，他会源源不断地写出具有时代精神的短篇小说力作和精品。

　　但是，近十几年来，我们很难看到毕飞宇的短篇小说新作了。即便有一篇，也没有多少影响。这对一个以短篇小说为主要文体的作家，可以说是一种“危机”。直到2025年的秋天，读者欣喜地看到，毕飞宇一连串地在《人民文学》《作家》《收获》上，推出他的三篇新作：《仰泳》《小胖的六月十一日》《打野》。我先睹为快，多么期望看到他的探索和创新啊！但结果却让我有点失望，前两篇作品质量平平，掉到了他的水平线之下，后一篇作品可谓作家的力作，但也没有达到他既往的艺术高度。而其中根本的问题，是作家对时代、社会、人生，已然变得隔膜、迟钝，很难扣准时代精神的脉动了。

　　毕飞宇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的，90年代中期进入爆发期、高峰期。创作高潮持续20年之久。最初他是以“先锋派”作家鸣世的，但他很快扔掉了西方现代派这根“拐杖”，探索一条现代与传统交融、城乡题材结合的创作路径，形成一种现代现实主义文学型态。他比当时的先锋派作家出道稍晚，但转型要早，显示了他的敏锐、远见。他短篇、中篇、长篇小说皆擅，而对短篇小说更为执着，也更有优势，短篇小说创作贯穿着他的创作生涯。从《哺乳期的女人》到《生活在天上》，从《地球上的王家庄》到《相爱的日子》《虚拟》等，一系列的短篇小说佳作，表现了当下的、历史的社会、人生情状，洋溢着独特、丰盈的时代精神，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好评。他的中篇小说《青衣》《玉米》等，长篇小说《平原》《推拿》等优秀作品，都创作于这一时期。

　　谈到小说的时代精神，由然想到鲁迅关于短篇小说的精辟论述：“一时代的纪念碑底的文章，文坛上不常有；即有之，也什九是大部的著作。以一篇短的小说而成为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者，是极其少见的。”“仍可借一斑略知全貌，以一目尽传精神。”这些简练论述，是文学家们耳熟能详的，但其中的深意却未必能领悟到。鲁迅强调了小说可以成为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长篇小说容易达到，而短篇小说“极少见”，但“极少见”并不是“不会有”，如他的《故乡》《祝福》《伤逝》等，就堪称时代精神的“大宫阙”。鲁迅又认为短篇小说是“管中窥豹”，不仅可以窥见豹子的全貌，更可以窥见豹子的“精神”。不管是“时代精神”还是表现对象的“精神”，鲁迅揭示的就是小说的深层规律，它的最高追求就是表现时代精神和人物精神，即使不能成为精神的“大宫阙”也可成为精神的“小神庙”。短篇小说的价值就在这里。

　　什么是时代精神呢？百度百科的解释是：“时代精神是每一个时代特有的普遍精神实质，是一种超脱个人的共同的集体意识。”这一解释的关键词是：特定时代，精神实质，集体意识。所谓精神，就是人的意识、思维、情感等主观活动。特定时代形成人们丰富复杂的精神、理想，汇聚在一起就构成了时代精神。个体精神是多样的、琐碎的、狭隘的，个体精神化繁为简，去粗取精，形成潮流，它就演变为一种时代精神。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潮流，在无形中影响着社会的变化、行进；支配着民众的思想、言行。因此，时代精神是包含着社会的和个体的两种形态。时代精神又分现实的、历史的两个维度。每段历史都会有自己的时代精神。而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作家立足当代，去探寻、发现某段历史的时代精神时，他的观念又必然受到当代的制约、影响。人生、社会、世界，既有现实的、物质的一面，又有理想的、精神的一面。作家的创作，表现现实的、物质的一面，自然是需要的，但他最终的目的，是揭示、呈现理想的、精神的世界。

　　一个优秀作家总会有众多读者、拥趸，在今天则变成了“粉丝”。我在网络上，看到毕飞宇三篇小说的文本下方，有许多读者的“点评”。他们实话实说，一针见血，对前两篇小说给予了犀利的批评，说：作品“感觉平淡”“莫名失望”“味同嚼蜡”；说作家“下笔犹疑、迟缓”；毕飞宇“也老了”“英雄迟暮”。而对后一篇小说则给予热情肯定，用“感慨颇多”“惊喜发现”，表达他们的阅读感受。普通读者的阅读体会，证实了我的细读判断。对现实社会的隔膜、茫然，对时代精神的无从把握，也不是毕飞宇一个人的问题。众多的“50后”、“60后”作家，现在已是六七十岁的年龄，逐渐地疏离社会、时代，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然，年龄不应该成为一个主要问题，只要思想不老，融入时代，他们仍会写出富有艺术生命的作品。

小说中的时代精神脉动

　　如前所述，作为个体的时代精神，是一种多样而复杂的主观心理与思想倾向。毕飞宇把个体的时代精神，理解为一种个人经验、情感等。他说：“人在写作时，身体里会有一些柔软的部分，这些柔软的部分一旦被触动，就会有一些调皮的东西迸发出来，这些迸发出来的东西很可能就是一部作品。从我个人来讲，作品的产生大多来自自己身体里迸发出来的东西，它们是经验、情感和愿望。”他在这里所讲的，是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主观心理和精神活动，也是一个作家感受、融合社会、人生的内心历程。在这一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时代精神，得到了相遇、交融、提升。从经验到情感，从思想到精神，是一个不断从个体到群体，从感性到理性的发展、升华。

　　毕飞宇在他的短篇小说中，表现了从上世纪60年代到新世纪之初，社会与人生中的时代精神。譬如《蛐蛐，蛐蛐》写的是童年记忆中捉蛐蛐、斗蛐蛐的情景，隐喻了“文革”时代人的凶残本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互斗。譬如《彩虹》描写了两位年迈多病的知识分子夫妇，困居高层楼房对亲情、人情的渴望、想象，揭示了现代社会人的寂寞、孤独、无奈。譬如《虚拟》围绕献身教育的祖父的教育理想，展开了祖父、父亲、孙子三代人之间的纠葛恩怨，凸显了老一代人崇高理想对后代的深刻影响。从这些短篇小说中，读者可以强烈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时代精神，作家对社会、人生体验的深入、细微。

　　但在毕飞宇近期的短篇小说中，这种时代精神的脉动却难以扣准了。《仰泳》写的是一个贪腐官员出狱后的生存、精神状态，这是一个关于反腐败斗争与官员沉浮的故事，自然有着普遍的、特别的社会、人生意义，也是读者感兴趣的题材。譬如社会和民众对贪腐者的认识、洞察、期望，落马官员对世事、人生的反思、忏悔或者怨恨、对立，等等，都应该是时代精神和主题的应有之义。但在这篇小说中，作家只是描写了这个腐败官员出狱后，离群索居的生活与孤独、空虚、无聊的内心世界，既没有写出社会的时代精神，也没有写出个体的时代精神。主人公老马的生存与心理，对于他个人也许是真实的、痛切的，但与社会思潮、时代精神却是难以吻合、相通的，因此缺乏普遍性、典型性，难以与读者发生共鸣。《小胖的六月十一日》，刻画了一个年轻的房产中介经纪人兼滴滴车司机小胖，一整天的疲劳工作，和内卷、无奈的心理活动。这是中国当下相当一批年轻人的工作与生活状态，其中不乏高学历者，小胖就是一个。写这样一个群体的生存与困境，打拼与前景，煎熬与愿望。全社会以及人们对这一群体的认识、理解，对他们的同情、担忧。这个群体的真实生活情状，对社会、国家的影响、作用等；自然是一个尖锐、重要的社会问题。作家捕捉到了这一题材和这一群体，当然是有意义和价值的。但他却没有进入时代精神深处，没有独特的思想发现，只是泛泛而写、反映了这些人物的艰难与不易，有如一篇写实的通俗叙事。从普遍的生活中发现独特，从独特的人物中把握住普遍意义，才是小说创作的基本规律，毕飞宇在这篇小说中却只迈出了第一步。

　　毕飞宇毕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作家，面对变幻莫测的社会生活，有时力不从心，有时则游刃有余。《打野》就是一篇有力表现时代精神的佳作。作家聚焦一个城市小家庭，四代六口人围绕野菜——“荠菜”展开的矛盾纠葛，呈现了不同年龄观念的人之间微妙、有趣而复杂的精神碰撞、博弈。说直白一点，就是野菜与蔬菜，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种思想矛盾与纠缠，而这正是当下时代精神的一种集中体现，演绎在无数的城乡家庭中。正如毕飞宇所说：“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必须告诉自己，捕捉了某种情绪，也许就表达了一个时代。”当然，小说有观念化、图解化痕迹，一些情节细节有人为因素，对人物特别是主人公母亲的情感精神发掘不够充分，但这些并不妨碍这篇小说成为现实的力作、佳作。这是一个复杂而富有张力的文本，在貌似写实的叙事中有反讽、有象征，给作品平添了一种现代色彩，也扩展了文本的阐释空间。

　　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成为时代精神的探寻者、发现者、引导者。譬如19世纪到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之所以涌现出一大批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就是因为这些作家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精神，并深刻地在文学中表现出来。比如屠格涅夫1862年出版了长篇小说《父与子》，塑造了一个独特的平民知识分子形象巴扎洛夫，引起了新老读者的严厉批评与詈骂。但正如书评家常风所指出的：作家实质上创造了一个“踏在‘未来的门限上’，一个新的时代的萌芽，社会演化的一个阶级”。（常风：《窥天集》，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29页）巴扎洛夫是一个未来的“典型”人物，他的身上积淀着丰富的时代精神。而现实中的读者还未能理解这部作品。当下的中国作家匮乏的就是这种探索、把握时代精神的能力。当今的中国社会千变万化，扑朔迷离，精英知识分子文化也鲜有那种清晰的理性判断。但多元混沌的现实，依然有时代精神的蛛丝马迹，依然有思想潮流的奔涌。只要作家深扎现实土壤，接纳现代理论，时代精神是完全可以得到把握和表现的。

人物身上饱含着时代精神

　　我在《倾心营造小说的形而上世界》一文中，评论毕飞宇的人物写法时说：“譬如在人物塑造上，他认为短篇小说由于空间狭小，不利于塑造人物性格，而适宜刻画人物的情感和精神特征；而中长篇小说由于空间阔大，可以充分展开人物的性格发展。”当代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塑造，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演变历程。从最初的强调人物个性，到随后的突出共性（如阶级性），再到后来注重人物生存、命运，然后到现在着力写实、表现人物精神。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反而越来越淡化、模糊、薄弱。这是一个复杂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这里不作赘述。我想表达的是，短篇小说人物，最重要的特征，一个是性格、形象，一个是情感、精神。而真正有价值、站立起来的人物，一定是这两种元素、特质，有机融合的人物形象。而情感、精神特征，是一个人物的灵魂。精神特征，毫无疑问是现实的、时代的。毕飞宇短篇小说中，不放弃人物的性格、形象描写，但着墨不多，他更重视的是人物的情感、精神。但能否抓住人物的时代精神，要看作家的现实生活积累和理性洞悉能力。

　　毕飞宇众多的优秀短篇小说，总是有一个平凡质朴、富有诗意而又饱含时代精神的人物形象。譬如《哺乳期的女人》里的乡村妇女惠嫂，在汹涌的市场经济潮流中，显示着她自然而博大的母爱。譬如《地球上的王家庄》中那个知识分子家庭，一老一小父子二人对外面世界的想象与探寻。譬如《相爱的日子》里，那两位城市打工青年在艰难的生存与打拼中，制造着貌似“美满”的情爱与性爱。这些人物都很普通，甚至微不足道，但他们的情感精神却植根在时代中，个体的心灵、意志与大多数人乃至时代精神是相通的，汇聚成一种普遍的精神潮流。这种个体的时代精神未必都是正面的、主流的，但它表现了普通民众的一种愿望、意志，成为一种潜在的精神脉动。这些小说之所以感人至深，就是因为它们触发、打通了众多读者的朴素感情与集体意识。

　　当一个作家不熟悉描写的人物，他的思想观念又不能破译变化着的现实生活时，他笔下的人物就很难体现出充沛的时代精神，读者就会感到沉闷无趣、味同嚼蜡了。《仰泳》中的老马，出狱后脱离了社会、人群，把在楼顶泳池中的“凫水”当作唯一的乐趣，最后竟偷偷放掉泳池存水，把自己吸附在出水口上。老马的这种生存状态并没有什么独特性，他放掉泳池存水是为了报复他人来游泳吗？也看不出人物的心理动因。因此，这一人物缺乏文学形象的独特性、丰富性、代表性。作家也努力表现了他的情感、思想。如对自己一生由胜而败的困惑，对过去美酒香烟日子的怀恋，对离他而去的妻女的怨恨、怀念，如浮在水面上直视蓝天感受到的深邃、虚无感……他的这些心理意识活动，显得封闭、狭隘，跟社会、个体的时代精神似乎并无关系。这是一幕以老马为主体的独角戏，它既不是写实的，也不是浪漫的，更不是现代的。作家在创作时没有找准它的定位，更遑论人物的时代精神？《小胖的六月十一日》里的小胖是一个写实性的城市打工青年形象。在南方城市梅雨到来的某一天，主人公上午作为房产中介经纪人跟客户耐心谈买房，中午下午冒着酷热开滴滴车，晚上与伯父去东郊山上捉可卖钱的蜈蚣，过着忙碌、疲惫、空虚、无奈的世俗生活。这种年轻人的生存与生活，在当下城市比比皆是。作品的描写是真实的、普遍的，但却鲜有作家的发现、提炼。作家也力图写出人物的情感与思想，如他对这种忙碌、平庸生活的疲惫、无力、苦累感；如家庭生活、世俗生活所迫，激发的金钱、物质欲望的不断滋长；如在东山捉蜈蚣时感受到的快乐与对温暖童年的回忆……这些都是真切的、鲜活的。与《仰泳》中的老马的问题一样，作家对小胖只是如实描写，同样没有发现、提炼。特别是写到伯父时，漏出一则“猛料”，小胖的学历是明清史研究生毕业，而如今却成了一个“内卷”的打工者。作家对这条“暗线”也没有在故事中适当展开。小胖的时代精神还局限在他个人的生存与困扰上，还难以汇入打工青年群体的时代精神潮流中。

　　《打野》中的“母亲”等形象，以及城市家庭生活，则是毕飞宇烂熟于心的，对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矛盾纠葛，也是作家做过观察与思考的。1998年发表的《生活在天上》写的就是一位老母亲在高层楼上养蚕的故事，揭示了传统农民同劳动、同自然的一种宿命般的关系。在2025年的《打野》中，作家同样以城市家庭为背景，书写了一位老母亲的形象。这是一个和睦而温馨的小家庭，六口人的“四世同堂”，寡居的母亲从乡下来到城市儿子家，成为全家的重点保护对象。她与儿子、孙女、重孙女等都能和谐相处，但在荠菜问题上却与孙辈两代人发生了矛盾。孙辈不爱吃、不认识她念念不忘的荠菜，使她伤感、忧虑。但她与荠菜的故事，被孙女“铁红柿子”传播到网上，竟奇迹般的成为“网红”。母亲善良、慈祥、节俭、勤劳，是中国传统母亲中的代表形象。她对荠菜的执念、挖野菜的行为，成为城市“打野”的先行者，无数年轻人效仿的榜样。这一情节是真实的、感人的，但也是一种反讽，一种隐喻。母亲的观念、精神自然是传统的、落伍的，却也是深厚的、博大的。珍惜粮食，喜爱荠菜，是她前半生“饥饿恐惧”的“后遗症”。她让孙辈记住荠菜、不忘劳动，又体现出她朴素的劳动观、自然观，与对世事的长远眼光。这种认知与行为又是现代的，甚至后现代的。最后，当坐在轮椅上的母亲被推到体育场草地中央的时候，无数的年轻人喊着“奶奶”，母亲成为大众的母亲、山呼海啸。此刻，母亲又升华为一位睿智的象征形象，尽管这象征带有某种幻象。母亲身上的时代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今天的中国作家，面对的是一个空前复杂、多变的世界与时代，既往的生活经验、人生感悟、思想理论、价值观念等等，都遭到了颠覆与挑战。不要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家，就是七八十年代的作家，也很难认识、理解这个世界和时代了，把握那种混沌的、深藏的时代精神谈何容易？但一个作家如果对时代精神的潮流、态势、动向，茫然无知、难以辨析，他一定写不出富有思想艺术价值、又能感动启迪读者的好作品。因此，有抱负、有远见的作家，就一定要全身心地深入当下的社会、人生，熟悉各领域和各种人的生活；还要开放思想，努力汲纳现代的、古典的思想理论，特别是现代的社会学、文化学、科学、哲学等；现代主义文学与理论，自然更不待言。舍此别无他法。在当下做一个随波逐流、哗众取宠的作家不难，做一个淡泊宁静、厚积薄发、开宗立派的作家却很难。

（《文学自由谈》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