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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阳：和阎连科下盘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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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局 棋者，奇也，疾也。但凡下中国象棋，人总爱出奇兵，快速推进，可阎连科不然。敬他一代名家，年长我几轮，请他执红先走。却见他只是起马，飞象，仙人指路，我当头炮，他只见招拆招，连个车都出动得姗姗来迟。我窃喜：这么下去你怎是我对手？转念想，楚河汉界内外，我后生小子攻得起劲，仿佛二十世纪文学锣鼓喧天，阎氏却忒不急不躁，以静制动，又恰似十九世纪文学有容乃大。你听他说：“二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手捧二十世纪的伟大作品去谈论十九世纪的伟大作家与写作，也仿若手捧沙砾论高山，抓一把草芥去谈林木。文学在（与）十九世纪的两相比较上，那该是何等的沙砾与山脉，芥草与林木。” “二百年后的今天”，应该是针对十九世纪初期文学而言的，后面却紧跟着笼统的一句“二十世纪”，谈的不全是十九世纪初期作家，作品也不集中在十九世纪初期，这数学就做得让人有点儿懵。对此咱也先不较真。关键是，把两个世纪的两种文学，一下从天平上分出这么个高矮胖瘦来，公正吗？ 十九世纪文学，总体好读易懂，是因为写法上总是持上帝视角：张三怎么想，李四怎么说……都是作者在安排。这在叙述伦理上是虚假可疑的，世上谁能做到洞悉这一切呢？表面上透明，内里其实不透明。所以每每用戏剧性转折和巧合，来强行推进。就拿被阎连科津津乐道的《简·爱》来说，有人一针见血批评，只有让罗切斯特太太好好活着，简·爱和罗切斯特才没法生活在一起，而那才将有力表明，简·爱拒绝违拗自己的良心。故事本应到此结束，可夏洛蒂·勃朗特竟安排罗切斯特太太轻而易举被烧死，这个巧合性事件的插入，大大削弱了简·爱的品质，使之失去了许多意义——二十世纪文学，反思的不正是诸如此类？ 它要走出叙述伦理的这种虚假，变全知为限知，在有限视角中，写出故事的真实在场感。这便不能不发展出新的叙述方法，乃至实验技巧，于是作品开始变得难读了。思想观念上的这种进步，注定伴随着阅读感受上的这份代价。表面上不透明，内里倒开始变得透明。十九世纪文学和二十世纪文学，因此没法简单比大小。若论表面之透明，也许是前者“杰出、伟大”，若论内里之透明，“杰出、伟大”的却恰恰是后者。 如此一来，用十九世纪碾压二十世纪，就显得情绪化，直接影响下棋的节奏了。阎连科出棋的缓慢从容，正是十九世纪文学在表面上的透明风格：令每一步都顺着对手的接受惯性，透明地展示给你看，不让你轻易警觉它的意图。讲爱的博大，讲宽恕、同情和纯美，使你不设防。可这是对弈啊，能真透明到底？对不住了，阎先生，你兀自沉浸于十九世纪文学的稳笃笃气场，别怪我挟二十世纪文学之风，凉飕飕杀将过来也。 解 杀 在我凌厉攻势下，阎氏也开始入戏。野马分鬃，白鹤亮翅，灵蛇出洞，黑虎掏心，鹞子翻身，吴牛喘月，鲤鱼打挺……终于一记猛龙过江，把小卒子弄过了河。刚才棋风保守的他，渐渐地放开手脚，把过河的兵当成车，合纵连横缠住了我。阎王好见，小鬼难缠，阎家军飞起来啦！ 军头阎连科在棋盘那头笑。他笑，十九世纪文学原来也可以浪漫地飞起来，而不必尽如现实主义那般，仅仅留住苍凉人世间的素朴情怀。他开始审视自己写在《受活》扉页上的诗：“现实主义——我的兄弟姐妹哦，请你离我再近些。”他仿佛也开始察觉，引用了这首诗的上述文章，把十九世纪文学压缩为了现实主义文学：“《受活》出版后，在中国文坛引起的关于现实主义之争吵，今日回忆已是季雨中的几滴水。然那几句关于现实主义的平素寡白话，是清晰地透着我对十九世纪之写作，有着巨大的一种敬畏感。” 敬畏十九世纪文学，原来主要是敬畏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却似乎忽视了，十九世纪还有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浪漫主义文学，后者在段位上不逊于前者，而正如他手中此刻过河腾空的兵，是自由自在飞起来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奇幻想象、夸张和变形，倒与二十世纪文学，有前后脉络可寻。比如让人变甲虫，难道只是卡夫卡独家兴起的“让世人愕然”的现代主义写法？不，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已有很多类似的描写，高尔基早期的浪漫主义小说《伊则吉尔老婆子》里，丹柯掏出心来变成火把，不就证明变形手法早在十九世纪文学里已有了吗？当阎连科用“义无反顾地背离着过去的十九世纪之写作”概括卡夫卡时，便显得有点儿轻率了。 既然主张回到十九世纪文学这座宏伟的大山，就该看到十九世纪文学的完整面貌。仅仅挑出现实主义来立论，放大为全局，不严谨。而当这样客观看到十九世纪文学的全貌，它和二十世纪文学，才不至于被截然割裂开来理解，相反，获得了发展上的某种连续性，像阎连科那样及时醒觉而连环解杀。我扛得住他步步惊心的杀招吗？ 中 局 任凭我喋喋不休，唠叨阎连科棋风与文风之关系，老阎不中计，不被我分心，一语不发地，只来回拉锯。怎样才能引他开口呢？我心生一计：“你无语凝噎，这种沉默也妨碍了对语言的敏感，妨碍了对十九世纪文学的准确理解！”接着道出一番理由来—— 你提到一大串十九世纪作家的名字，有两个明显的疏漏。一是，提到的全都是小说家，浑不见马拉美、瓦莱里等诗人，视野上至少是偏颇的。二是，即使提到小说家，即使简略，也漏了在我看来不该漏掉的名字，比如福楼拜。我为何会注意到这两处疏漏？ 因为觉得他们几个被你漏掉，不是偶然的。同是十九世纪作家，他们的共同点是，开始自觉关注文学创作的语言问题，而这是你在谈十九世纪文学时忽略的。前面我们说过，十九世纪文学整体上习惯于全知全能的视角，于今看来不够真实，和现场总隔了一层，在哲学和伦理上不能服人，因而不是最佳写法。然而从十九世纪末起，马拉美提出“纯诗”，瓦莱里亮出名言“诗是用词语写的”，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等作品，从叙事文学角度，作出了他在法语原文上表意精妙、而抗拒翻译的书写努力。这都表明，十九世纪作家们已开始感到，光有对世界的博大深沉的爱是不够的，因为语言作为任意性的符号系统，不能将这份情怀如其本然地传达出来，起不到传达工具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毋宁承认，对文学而言，世界不是自明存在的自然世界，而是语言文字构筑的意义世界。阎连科对十九世纪文学的讴歌，之所以回避了十九世纪文学在写法上的局限，恐怕和他没注意到上面这些事实有关吧？ “我谈到了中国十九、二十世纪白话和文言。”阎连科开口了。“这正是我要往下说的，”我当即念诵起他文章里这一番话，“鲁迅以及他之后的老舍、沈从文、张爱玲、萧红等，这些今天依然在华语文学里，成为我们文学旗帜的伟大作家们，他们那时的写作总体大向是，向已经过去的十九世纪文学靠拢、丰富和致敬，而非向未来二十世纪的文学创造走过去。”说其中有些人在风格上接近西方十九世纪文学，还说得通，说另一些人比如沈从文也是在向十九世纪文学致敬，令人不敢苟同。沈氏表面上从题材到氛围，确实很现实主义化，但骨子里那种写法，让语言不动声色地创造出切身的在场感和身体感，完全是现代式的、二十世纪式的。评论界常拿他的“长河”小说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小说相比。我想，原因不仅在于二者题材上的相似，更在于写法方面的惺惺相惜——福克纳是在有限的视角中显现事件客观性的写作高手，沈从文何独不然？想通这点，对阎连科的说法，就又得打上个问号了。 且慢，在打问号前，看到了吗，一直沉默着专注下棋的阎连科，竟开口了!我暗生一丝诱敌入坑的得意。中局已过，棋盘笼罩上白热化色调。一不留神，差点被老阎挂角一将—— 妙 着 兔起鹘落，阎家军已杀至我方营前。厮杀中，我正为好不容易逮住机会，扑杀了他一匹马和一门炮而兀自庆幸，却不料倏忽间一个趔趄，我的一个车被阎连科灭掉。原来他放了颗烟雾弹，故意诱我吃他一马一炮，牺牲掉马炮来换取我一个车，剜心之痛哪。看不出阎作家这般处心积虑，竟不惜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太不讲武德了! 也只能怪自家不慎，岂不闻兵法有云，虚虚实实兵不厌诈？而且这和阎连科文章里暴露出的思维，也是一致的，没啥可诧异的。 他盛赞十九世纪文学之际，就在干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事：“正是这种尊崇敬畏感，让我很早就茫然而思十九世纪人家在写‘人世文学’(人的文学与人之世界之文学)的世纪峰作时，而我们的口舌和笔墨，在同一世纪的百年里，还在闭门说写公案、狭邪和儿女英雄的传奇期；还在文言文和浅白话的古典文学墙围内，自得地打坐或吟唱。”遣词的生硬晦涩(如“茫然而思”“峰作”)，造句的疙里疙瘩(“而”字明显多余)，都先不去说它。让人纳闷的是这种思维：为证明十九世纪西方文学的伟大，就抬出同一世纪中国文学的不堪来加以陪衬，好像非如此，不足以直奔自己急于抵达的目标，这不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又是什么？不幸的是，用来比照的这个反方，压根儿是不存在的，是阎连科自己臆想出来的。公案小说、狭邪小说以及儿女英雄传奇小说，哪一项在当时不属于深刻反映清代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小说？它们或赏善罚恶，或“近真溢恶”，或忧世伤生，哪里是在“自得地打坐或吟唱”？说出如此违背文学史常识的话，阎连科为什么要厚此薄彼、贬低十九世纪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实绩，来反衬十九世纪西方文学的成就呢？ 这起先令我深深不解。如今，待到我亲身领教阎连科以退为进、富贵险中求的妙着，方悟出人鬼一线间的江湖真理。天摇地动这局棋，鹿死谁手？ 残 局 好教各位看官知晓：自车马炮翻过楚河汉界，阎家军一改温柔敦厚之风，敌军围困万千重。刚才还如同十九世纪文学不紧不慢，细水长流，此刻却俨然像二十世纪文学革故鼎新，高歌猛进。难道真是老实之人不可欺，一发起飙来势不可当？ 不是的。这是人格无意识在起调控作用——道德伦理与隐秘渴望的统一。不错，阎连科从审美和人文立场出发，把握十九世纪文学。但二十世纪以后的权力视角，正在从政治立场上，对审美立场作出反思。这就是虽没被阎连科明确意识到、却真实隐藏于他内心的无意识——审美背后也有权力。比起二十世纪文学的许多写法来，十九世纪文学，更多地闪烁着人性的温润光泽，渗透着爱的博大情怀，但这一切在无意识里，也是一种权力逻辑的不动声色展开，阎连科棋风的双面性，正体现了这点。拿他举出的两部十九世纪小说为例—— 《傲慢与偏见》诚然被他纳入“十九世纪文学之钟的惊天震响”之列，英国文论家伊格尔顿却指出，这部小说靠情感和经验发挥作用，非常适合完成宗教留下的意识形态任务，即带给工人阶级一种“想象性的自我满足”的审美意识形态，让他们边读《傲慢与偏见》，边因其温馨和谐的乡村田园生活描述，而丧失革命斗志，方便统治阶级以这部小说，作为政治反抗的解药。你能说这种分析不深刻？ 又比如，谈到另一部作品时，阎连科甚至顾不上语带夸张： 我曾经在一次多年前的饭局上，先一步至宁静的饭店雅间后，见到一位可敬的青年作家比我到得早，二人握手时，看见他手里正捧着一本《安娜·卡列尼娜》在字字句句读，见我在盯看他手里的书，他说了一句非惊天动地却让人终生难忘的话—— “阎老师，我觉得我们都不配读人家的书。” 你是你，你不能代表别人。一口一个“我们都不配”，唉，这个“可敬的青年作家”，太容易被感动了，连带把阎连科也给感动了，有点矫情。真是吃不消这种矫情的哭丧脸。你们就不愿意转换视角想想：那个自身道德堕落的上流社会，把他们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色情事件，掩盖于冠冕堂皇的光圈下，却疯狂攻击安娜光明磊落的爱情，这出悲剧对善恶二元的渲染，底子里还是在强化精英和大众、雅和俗的区隔啊。在这种区隔意识没得到根除以前，这部伟大小说，同样需要接受权力视角的质疑和检验，因为那种高高在上的、带有宏大叙事意味的声腔，同样并非天经地义。这些，仿佛都以无意识形式，被憋在了阎连科内心深处，终于化作他最后一搏的动力—— 闷宫将，险些要报销！丢卒破士，辣块妈妈！抽车将，哎呦喂！双鬼拍门，啪! 一声“啪”把我惊醒，床头昨晚没看完的书——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啪”地掉在脑袋旁。正是：垂死局中惊坐起，原来一帘幽梦里。 （《文学自由谈》2025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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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10-14 11:29
稿源： 《文学自由谈》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