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有多种读法。拿它当辞赡韵远的古诗来品赏，似亦不失为一种有趣的读法。此书里有十多人现身吐辞，但真正称得上诗人的，恐怕只有孔子一人。所以，人们大可以像司马迁称《论语》为“孔氏书”那样，称其中的诗性话语为“孔子诗”。

　　孔子立言的目的，在弘宣仁德仁道，但他懂得文质相彰、不可偏倚的道理，因而创造了一种文质彬彬、互不相胜的诗性表达体式。孔氏诗不是寻常意义上的诗，而是一种高级形态的诗，是诗性化的思想和思想化的抒情，是深刻的格言诗和清新的伦理诗。孔子的独特的抒情经验，深刻的诗学思想，迄于今日，芬芳犹且未沫，仍然值得我们沉潜往复，从容体会。

　　说理是孔氏诗的底色，但是，这是一种带着丰富的感性内容的说理，是一种始终显示着孔子的个性、情感、趣味和教养的诗性化的说理。孔子将自己的理性化哲思和感性化抒情，和谐而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论语》开篇第一章，就是一首充满生活热情、人生哲理和感召力量的诗：“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1.1)透过这活泼泼的诗句，你明白了诗人所讲的道理，也感受到了他所表达的情感。你清晰地看见了孔子这个中怀阔大的人，看见了他欣悦的心情和积极的态度，看见了他伟大而可亲的圣哲人格。虽然孔子此处所选择的修辞，是强化语势的排比句和反问句，但诗人的态度雍雍穆穆，语调从容舒缓，使人颇有如坐春风之感。

　　孔子的片言只语的诗句，形制虽小，但境界阔大，真力弥满。我将它命名为“单句诗”。孔子精微的感受能力和高超的抒情能力，在这独特的“单句诗”里，得到了完美而充分的体现。孔子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6.30)“能近取譬”也是他在诗性抒情上的重要技巧和修辞特点。他以眼前可见的物象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他的诗性比譬，自然而优美，营造出了复绝的意象和效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9.28)这是孔氏诗中典型而完美的单句诗。多么优美的诗性语言！多么崇伟的人格精神！诗人用一句话表达了他人千言万语也表达不出来的内涵和韵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9.17)在这咏叹调似的单句诗里，诗人面对流水，含道应物，浮想联翩，怅触万端；其中固然蕴含着些许对天地无情、时光易逝的深沉感叹，但绝无萎靡不振的消极情绪，而是流贯着百折不回、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说》中说：“逝者，天德之化机也，于水亦有，于人亦有。到水上，只做得个‘不舍昼夜’。于人，更觉光辉发越，一倍日新。”(《船山遗书》，第七册，中国书店，2016年，第235页)“光辉发越”正是此诗精神力量之所在。

　　即便在言志性和议论性的单句诗里，孔子也能创造出足以令读者震撼的诗性效果和崇高之美。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9.26)在这首单句诗里，诗人采用了反差极大的对比修辞——“三军”对“匹夫”、“夺帅”对“夺志”——将个体的人格精神和道德激情表现得掀天揭地，惊心动魄。通过这样的气贯长虹的豪迈诗语，孔子将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浩然正气，注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几千年来，它鼓舞了无数与暴政和邪恶抗争的仁人志士。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7.5)这首单句诗虽属直抒胸臆的呼告性话语，但因为包含着诗人真挚的情感和执着的萦念，也就体现着强烈的抒情色彩，别有一种令人怦然心动的感染力。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子张》19.2)孔子之渴望梦见周公，正是因为他执德弘而信道笃，遂成为万世敬仰的至圣先师。

　　在孔子的抒情性话语里，重复是一种特别值得注意的技巧。我们可以通过改造庄子的术语，将它命名为“重言”，即连续重复使用一句话的技巧。孔子诗性话语中的重言，不仅有助于强化抒情效果和修辞效果，还有一种家常亲切而耐人咀嚼的韵味。“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雍也》6.10)“斯疾”是一种令人绝望的不治之症。假如没有用重言的修辞，那么，孔子对伯牛的父爱般的情感，他面对生离死别的锥心哀恸，就无法如此得体而充分地表达出来。诗人似乎什么话都没有说，又确然把心底里最难表达的情感都说出来了。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6.11)这里的重言，分别位于句首和句尾，前后呼应，辅之以中间部分的客观陈述，遂将诗人对颜回的激赏，升华到了至矣极矣的程度。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慝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5.25)这里的重言，宏观上——同样的句子——出现了两次，微观处——同样的词语——出现了四次，彰明昭著地显示了孔子坦坦荡荡的高尚人格，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对虚伪而扭曲的病态人格的鄙恶。有必要指出的是，孔子的这种重言技巧，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的修辞意识和抒情方法。他在《匈奴列传》的末尾说：“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借助重言修辞，司马迁强烈地表达了自己对刘汉政权在处理匈奴事务上的极度失望和不满。在《酷吏列传》的末尾，司马迁则用“何足数哉！何足数哉！”表达了对汉武帝和他的冷血酷吏的极度鄙视和否定态度。在《张释之冯唐列传》的末尾，他用“有味哉！有味哉！”表达了对冯唐关于“将率”的警策之论的推赏。同样，若无重言修辞之助力，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的感染力，就会弱化很多，就很难像现在这样令人读之感同身受，有撕心裂肺之疼痛和疾痛惨怛之哀伤。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14.24)所谓“为己”，即一切皆出乎自己的本心，且最终的目的不在别处，而在有助于自己之修身，使自己最终成为君子和仁者；所谓“为人”，则是为了实现外在的庸俗目的，做样子给别人看。事实上，诗人也有古今之分和真假之分。下劣的诗人写诗，尚辞巧华，假模假式，如今之学者之为人，就是为了讨好别人和一时的惠利；真正的诗人写诗，则元气淋漓，真气饱满，如古之学者之为己，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心声和愿望，为了完成对自己人格的陶养。

　　孔子就属于为己的诗人。他的思想和情感，俱皆出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他的所有诗性表达，都是为了谋道和求仁，为了表达自己的伦理观念和生活理想。他有自己的绝对性质的价值立场和生活原则。一切有违此立场和此原则的荣华富贵，他都拒绝接受。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7.12)他接近权力，却从不苟且，绝不为权力所奴使，“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绝不做希旨容媚的“具臣”(《先进》11.24)。他也是有脾气的，敢于直言无隐地表达自己对“今之从政者”的鄙夷和不满：“噫！斗算之人，何足算也？”(《子路》13.20)他欣赏那种符合道义又不失尊严的生活，始终不失君子之风度和读书人的本色。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7.16)在这里，你可以看见自由而高尚的生活态度，可以感受到散淡而高贵的诗性境界。试问今日之现代人，有谁能像孔子那样，有所为有所不为？有谁能像孔子那样，最终将自己的心灵生活和道义水平，提高到如此美好和高尚的诗性境界？孔子的这种自然而诗性的生活态度，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先进》11.25)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曾子抗声说自己“异乎三子者之撰”，而孔子则用赞叹的语气说“吾与点也”。他们选择在暮春时节，寻胜水滨，放情山阿，像现代人一样体验心身的解放和自由。在这样的摆脱外在羁累的美好时刻，人们看见了一个自在的孔子，一个诗性的孔子，一个真实的孔子。

　　善是美的灵魂。诗性的生活，首先是善的生活。善决定着诗的精神高度和价值等级。孔子将仁爱和善的精神，体现到近乎微不足道的细节中。《论语》的伟大情感和伦理境界，就在于它用诗的形式，表现了诗人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善意和善举：“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述而》7.9)这是何等温柔的情感！这是多么慈悲的心肠！有了这样的情感和心肠，才写得出温情脉脉、感人至深的诗。现代诗人为什么写不出足以传世的好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自大而无情，傲慢地指天划地，虚诞地激扬文字，完全不知爱为诗之本质，诗为爱之结晶。然而，孔子却能爱斯人之所不爱，见斯人之所不见，言斯人之所不言。他能看见一切不幸者悲伤的表情，并通过细微而得体的行为，表现出对他们的同情和哀矜：“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负版者。”(《乡党》10.16)一位妇人悲苦的哭声，也会引起他的注意；他俯下身倾听她的哀诉，并发出了“苛政猛于虎也”的谴责之声(《礼记·檀弓下》)。他爱他的学生，彼此之间，有若父子。他最喜欢的学生死了，他悲从中来，痛哭失声：“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先进》11.9)孔子的善和爱，甚至表现在对动物的同情态度上：“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述而》7.27)。诗是爱的艺术。诗人是最懂得爱的人。我之所以称孔子为诗人，就因为他懂得爱的艺术；我之所以称孔子的弘道之言为“孔子诗”，就是因为它以诗性的方式弘宣爱的哲学。

　　孔子不仅是诗人，还是为中国诗歌创作和鉴赏确定美学法则和伦理基础的人。他将适度的中和精神，当作中国诗教的基本原则：“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3.20)对于20世纪泛滥成灾的极端而病态的浪漫主义，这样的诗学观念，实在就是有效的药石。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无度地自喜和狂欢，声称自己就是一切，甚至敢向无限的时间显狂态，肆然宣告“时间开始了”;我们喜怒无常，怨天尤人，视世间一切皆欺我者，皆辱我者，皆负我者，毫无推己及人的仁恕情怀；我们恣睢地敌视一切，视一切自己所不喜者为毒蛇，为虫豸，为垃圾，必欲彻底除灭而后快，全然不知彼亦人子，当善遇之。唉！乐有度，哀有节，到此境界，并不那么容易。

　　诗有什么用呢？吟风弄月，感时伤世，果有何用哉？诗有不用之大用。孔子首创性地阐释了诗的作用和功能：“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17.9)“兴观群怨”四字，完整而深刻地揭示了诗的意义和效用，甚至蕴藏着孕育现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根苗。孔子对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季氏》16.13)对孔子来讲，学诗不仅意味着“言”，有助于提高一个人的修辞能力，而且，还意味着“行”，有助于提高一个人的人格修养。学诗的最终目的，就在于深刻而积极地影响人们的人格修养和心灵生活。孔子的诗学理论，时至今日，仍然具有不容轻忽的价值和力量。

　　孔子发现了诗与善的内在关系。他强调道德精神对于诗的重要性。如果说没有伟大的善，就没有伟大的文学，那么，孔子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如何用真正诗性的方式来表达真正美好的善的情感。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2.2)“无邪”是一个伦理性质的美学概念。它意味着情感和意识的纯洁、纯粹和纯正，甚至意味着高级形态的善。即便进入全球信息瞬间共享的微信时代，即便DeepSeek已经发展到了让懒人自惭形秽的程度，“无邪”仍然不失其美学上的永恒的真理价值，仍然应该被当作诗歌批评的重要标准。伟大的诗歌体现着绝对意义上的善和爱，意味着美好的人性内容和伟大的道德情感。如果说，在《我的奋斗》里，你可以看见极端的情感和思想，但不可能看见一句真正的诗，那么，在《论语》里，你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你会看见充满诗意的情感和思想——你仿佛在两岸杂花生树、落英缤纷的河流上荡舟，从始至终都被诗的无邪而纯净的阳光照拂着。

　　从叙事文学的角度看，孔子的伦理思想和美学思想，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4.15)关于“忠恕”，钱穆是这样解释的：“尽己之心以待人谓之忠，推己之心以及人谓之恕。人心有相同，己心所欲所恶，与他人之心所欲所恶，无大悬殊。故尽己心以待人，不以己所恶者施于人。忠恕之道即仁道，其道实一本之于我心，而可贯通之于万人之心，乃至万世以下人之心者。而言忠恕，则较言仁更使人易晓。因仁者至高之德，而忠恕则是学者当下之工夫，人人可以尽力。”(钱穆：《论语新解》，三联书店，2002年，第90页)小说本质上是一种以他者为中心的世界，即以人物为中心和主体的叙事艺术。它要求作者要尊重和体恤自己笔下的人物，要推心置腹地揣想人物的情感和心理。一个意识和经验成熟的小说家，不仅要时时处处克制自己的自我中心主义冲动，自觉地置自己于客位而不是主位，而且，还要自觉地将孔子的“忠恕”精神，切切实实地体现到自己塑造人物形象的过程中。刘熙载高度评价司马迁的叙事艺术，称赞他不参入自己的“断语”，而是“寓主意于客位”(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2页)。事实上，司马迁的叙事之所以达到了可与《荷马史诗》和莎士比亚的戏剧相题并论的高度，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有一副多爱不忍的好心肠，所以，才在叙事和描写的时候，宽缓不苛，恒以“忠恕”之心待人接物。刘熙载说：“太史公文，悲世之意多，愤世之意少，是以立身常在高处。”(刘熙载：《艺概》，第12页)我们现在的小说家为什么塑造不出个性饱满的人物形象，为什么写不出足以传世的小说作品，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缺乏“忠恕”的态度和“悲世”的情感，没有把人物当作有自己的个性和尊严的人来看待，而是将他们当作无个性、无思想和无尊严的死物来处理。

　　是的，如果你深刻地理解了孔子，理解了他的伟大的思想和诗性的情感，你就会像司马迁那样，对他产生歆慕的情感，就会崇敬这个伟大的圣哲。在司马迁的眼里，孔子就是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伟大人物。他在《孔子世家》的“太史公曰”里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不仅是思想和道德上的“至圣”，而且，他的道德精神和诗性情感，也是中国文学生长的一片神圣的精神土壤，正像希伯来精神是莎士比亚、雨果、狄更斯和托尔斯泰们的神圣的精神土壤一样。谁若像司马迁和杜甫那样，将自己的根扎在孔子的精神土壤上，谁就有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家和诗人。

　　事实上，单从诗教和诗学的角度看，孔子就应该受到每一个中国读书人的崇仰。任何一个试图创造最高价值等级的文学成就的中国诗人和中国作家，都应该意识到孔子的伦理思想和诗学精神的巨大意义，都应该将孔子所确定的仁爱原则和道德精神，当作自己抒情和叙事的内在力量和可靠方向。最近一百多年的中国文学之所以缺乏爱的热情和善的精神，之所以缺乏普遍而持久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就在于它以极端的态度“敌孔子”(anticonfucius)，切断了与孔子的伟大精神的联系。反传统所导致的精神无根状态和虚无主义困境，严重地限制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成长和发展。

　　王安石在《孟子》一诗中说：“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王安石著、李壁笺注：《王荆文公诗笺注》，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43页)孔子的伟大的风标，他的深刻的思想，他的渊深的情感，他的充满美感力量的诗语，曾在过去千百年的时间里，也将在未来千百年的时间里，给这个世界上每一个渴望向善和向美的心灵，带来温柔的安慰和巨大的助益。

2025年5月10日平西府

（《文学自由谈》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