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名不正 ，则言不顺。”文章之名若不正，则作者的笔下之言，也不会顺通。所以，为了名正言顺，章适句妥，先得就本文的题目略作解释。

　　从胡适的“八不主义”立场来看，我这文言文式样的题目，专意 “模仿古人”，偏偏不用“俗字俗语”，显示出对现代白话文运动的违拒和冒犯，大可给它戴上顶“选学余孽”的帽子。

　　然而，在我的理解中，将文言文与白话文人为对立起来，在认 知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则是有害的。如果说，没有来自日常语言实践的白话文，我们的语言就会丧失活力和亲切感，那么，没有文言文母体的滋育，我们的白话文表达——尤其是白话文的文学写作——终将流于粗鄙和乏味，就会丧失汉语才有的高雅格调。这也是我反复对比和推敲本文题目时所感受到的。例如，《吴宓果真想杀胡适吗？》，简单明了，也是不多不少九个字，完全符合胡适为白话文确定的经济原则和可理解原则，但也给人一览无余、了无滋味的感觉，全无文言文古语那隽永的意味和别样的美感。也就是说 , 《吴宓果欲杀胡适否乎? 》要比直白的白话文题目，更为含蓄蕴藉，更加耐人咀嚼。

　　胡适贬低文言文，独尊白话文，是因为他只看到了语言的交际 功能，却忽略了它的超交际功能 。语言 ,尤其是书面语言和文学语言，除了让人一看就懂，还得有点滋味和嚼头，甚至要有点比直接信息更多的隐含信息和诗性效果。《荀子·非相》云 ：“君子之于言无厌 。鄙夫反是，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卑污庸俗 。”王先谦认为，荀子所批评的，就是“但好其实而不知文饰若墨子之属也 ” （《诸子集成》，第二卷，中华书局，1954 年，第 53 页）。汉语作者所应“恤”之“文”，所应知之“文饰”，首先就是古雅之文言文，而汉语文章的典雅而蕴藉的诗性韵致，也离不开文言文，离不开古典作品丰富的词汇和高级的修辞技巧——就是胡适的“八不主义”所反对和否定的“对偶”和“用典”等技巧。

　　那么，吴宓之杀胡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据说，在一次聚会上，文化激进主义者胡适见到文化保守主义 者吴宓，大不咧咧调侃道：“你们《学衡》派，有何新阴谋？”吴宓回答说：“有 。”胡适一听，继续调侃道：“可得闻乎？”吴宓答道：“杀胡适。”直至今日，人们似乎仍然倾向于仅仅将它当作一个不经的笑谈。然而，如果你了解吴宓的性格，了解他对胡适及其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你也许就会更严肃地来看这个趣闻。因为，“杀胡适”三个字，不仅切切实实地反映着捍卫故国文化的保守主义者与抨诋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者的冲突，也切切实实地表达了吴宓对胡适这个人的强烈的鄙恶和恨意。

　　让我们暂且放下“杀胡适”这个话头，先来找找引起吴宓动此 “杀机”的根本原因。

　　吴宓与胡适虽然都毕业于美国的著名学府，但却属于两个截 然对立的文化谱系，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主张：一个属于克制自我的保守主义者，一个是放大自我的激进主义者；一个是属于崇仰古人和传统的古典主义者，一个属于轻蔑古人和传统的未来主义者；一个属于更关注精神价值的人文主义者，一个属于更关注功利价值的实用主义者；一个对中国古老的文化和道德充满强烈的认同和拳拳的深爱，一个则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充满强烈的不满和改造的冲动。关于旧文化和新文化，关于旧文学和新文学，关于文言文和白话文，关于拼音文字和汉字，吴宓与胡适的观念思想，几乎完全处于对立的两极 。胡适提出的所有激进文化主张，吴宓都持绝不苟同的反对态度。吴宓点名批评最多的人，就是这场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

　　就思想本源来看，胡适所信奉杜威的实验主义，属于无信仰的无神论者，这一点，在胡适1922年11月7日的日记中，有极为明确的表达：“……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从来无法接受基督教的上帝和灵魂不死的观念。”（《胡适全集》，第2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 571 页）不仅如此，胡适还有一种雄心勃勃的现代“末世论”情结，视古圣先贤之所创造的道德思想和伦理秩序，包括语言、文字和修辞技巧，皆为过时之陈物，皆为应该扫荡的无用之物。胡适等激进主义者对孔子，对儒家文化，常持鄙弃之态度，视之为中国进步的阻障，必欲彻底打倒推翻而后已。这一点，只要打开他为《吴虞文集》所作的序文，就会看得很清楚。1921年6月16日，在替《吴虞文集》张本的序文中，他给“礼教制度”加上“吃人”的恶谥，并发出了激烈的极端主义号召：“正因为这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63 页）胡适倾向于将“新”与“旧”，将“古”与“今”，将“雅”与“俗”，将“上”与“下”，将“传统”与“现代”都绝对地对立起来。胡适的文化激进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试图摆脱传统文化束缚的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

　　然而，吴宓所信奉的文化保守主义，反对胡适的近乎任性的文 化激进主义。正像不相信自己比古人更正确一样，文化保守主义者也不相信绝对的、无条件的自由。他们把束缚视为价值的内在本质，因为，无节制的感性解放，无限制的精神自由，只会导致巨大的精神空虚、价值混乱和道德灾难。正如白璧德所说：“每一种真正有价值的法则都是有束缚性的，而大多数人是不渴望约束的 。”（欧文·白璧德：《卢梭与浪漫主义》，孙宜学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0 页）对自己导师的这一观点，吴宓是信之不疑的。

　　与胡适轻忽道德和信仰的功利主义不同，吴宓则肯定道德和  信仰的巨大意义和价值。在写于1922年的《论新文化运动》中，吴宓将人的“立身行事及其存心”分为三个境界：最上者为天界(Religious level)——“立乎此者，以宗教为本，等信天命。甘守无违中怀和乐 。以上帝为世界之主宰，人类之楷模，凡人皆当实行师法上帝，以求与之日近。”居中者为人界(Humanistic level)——“立乎此者，以道德为本，准酌人情，尤重中庸与忠恕二义，以为凡人之天性皆有相同之处，以此自别于腐兽 。”最下者为物界(Naturalistic level) ——“立乎此者，不信有天理人情之说，只见物象，以为世界乃一机械而已。……以为人与其禽兽实无别，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有欲而动，率性而行，无所谓仁义道德等等，凡此皆伪托以欺人者也。……西洋自近世科学发达以后，此派盛行，故忧世之士， 皆思所以救之。吾国受此潮流，亦将染其流毒，然当速筹调和补救之术也 。”（《吴宓文集》，著作编（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第19—20 页；原文有着重号）在吴宓看来，他和自己的保守主义同道的文化精神和道德主张，可归入“上者”和“中者”，而胡适等人的“新文化运动”推动者的行事与存心，则属于“最下者”的“物界”，即“物本主义”(Naturalism) 。这样，他们之间的冲突，就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亦且是不可  调和的。

　　吴宓虽然试图在世界主义的视野里，建构自己的融“天界”与 “人界”为一体的古典主义价值体系和保守主义道德体系，但是，他的最根本的立足点，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儒家的“圣道”。吴宓等虔诚的中国文化本位主义者，大都奉儒家文化为正统和法揆，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立地位和独特价值，反对用西方文化来贬低和否定中国文化 。他们主张保护自己民族的传统，弘扬古典文化精神，尤其是孔孟的儒家文化精神。对他们来讲，中国文化之“本”，就是孔子和儒教。

　　早在1914年，学生时代的吴宓就认识到了孔孟学说的价值， 甚至肯定了“说经”的意义：“近日愈看得《论语》《孟子》等经书价值至高，无论其文章、哲理，即所含关于日常事物之规诫，以及政刑理教之设施，虽一二语而用新眼光、新理想咀嚼寻味，可成千百言，且皆系对于今时对症下药。说经贵得法，然说经之事何可废也。”（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1910～1915）》，第一册，三联书店，1998年，第 280页）1927年前后，他撰写了《论孔教之价值》 和《孔子之价值及孔教之精义》等多篇阐扬孔子精深的文章。逮及晚年，他依然服膺儒教，依然崇信孔子，正像他在1955年11月 6日的日记中所写的那样：“宓近数年之思想，终信吾中国之文化基本精神，即孔孟之儒教，实为政教之圭臬、万世之良药。”（《吴宓日记续编（1954～1956）》，第二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307页）他在1964年6月30日的日记中心情复杂地写道 ：“……五千年儒先之教化，孝悌、仁爱、慈惠等感情，犹在人心。”（《吴宓日记续编（1954～1956）》，第六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259页）如果说，拒绝和破坏旧文化和旧道德，凭着一股蔑视古人和传统的激情就够了，那么，崇信并弘宣旧文化和旧道德，则不仅需要有过人的远见卓识，还需要有强大的道德勇气。

　　吴宓不是那种见识固陋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而是世界主义的 古典主义者，是意识开放的文化守成主义者，准确地说，是一个具有世界意识的中国文化本位主义者。他为人类所创造的伟大的文化传统和古老的价值观辩护，因为，否定和抛弃这些传统和价值观，就不仅不可能创造出健全意义上的现代文化，还有可能让整个社会陷入文化无政府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状态。职是之故，吴宓试图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寻求人类文化的最大公约数，即寻求人类文明的共同性和人类价值观的契合性。虽然他本质上是一个感性的人，是一个热情的浪漫主义者，但是，自觉的保守主义文化意识，却帮助他成为一个理性的古典主义者，成为浪漫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对抗者，成为世界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吴宓在《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中说:

　　凡有心于建设文化者，处此扰攘漩涡之中，当思以博大之眼光、宽宏之态度，肆力学术。深窥精研，观其全体而贯通彻悟。然后平情衡理执中驭物，造成一是之学说，融合中西之精华，以为一国一时一世之用。夫然后争端自息，疑难尽解，新旧中西之名义亦不存，而中华民国灿烂伟大之文化方以实现。而今则去之尚远也。

　　近年有所谓新文化运动者，本其偏激之主张，佐以宣传之良法，更因时会所趋，国家多故，人民心理情急思变，加之喜新盲从者之多，新文化运动遂得大盛于一时。（《吴宓文集》，著作编（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第24页）

　　根据吴宓的观察，胡适等人所推扬的所谓反对传统文化的“新文化”，所宣传的反对陈旧思想之“新思想”，皆为西方之陈物，素为有识之士所抵拒。虽然他看清了问题之所在，且发愿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怎奈孤立无援，势单力薄，唯有发泄”楚囚对泣“之悲：

　　今国中所谓“文化运动”，其所提倡之事，皆西方所视为病毒者。上流人士，防止之，遏绝之，不遗余力。而吾国反雷厉风行，虔诚趋奉。如此破坏之后，安能再事建设？如此纷扰之后，安能再图整理？只见万众息心敛手，同入于陆沉之运而已。

　　言念及此，忧心如焚。俗人固不可与道，即同心知友，偶见面谈及，亦只楚囚对泣，惨然无欢。……（《吴宓日记（1917～1924）》，第二册，三联书店，1998年，第154页）

　　现在，我们不妨拓宽论题的边界，试着重新认识和评价现代中 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就像俄罗斯存在斯拉夫主义和西方主义一样，“五四”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分为“中国文化本位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两个对立的阵营。虽然，中国的西方中心主义与俄国的西方主义多有相似之处，但是，中国文化本位主义与俄国的斯拉夫主义却几乎毫无共性。俄国的斯拉夫主义本质上是冲突性的，排斥性的，具有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充满向外扩张的野心和征服他者的冲动，是一种兼具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意识形态，就像波兰学者瓦利茨基所批评的那样，俄国的斯拉夫主义“是一种浪漫主义的保守乌托邦主义，也是一股反动力量，因为其基础是一些怀旧的理想。”（安杰伊·瓦利茨基：《俄国思想史：从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刘文飞译，译林出版社，2024年，第131页）事实上，俄国的斯拉夫主义者更突出的本质特点，还是充满扩张性和侵略性的霸权主义。比较起来，现代的中国文化本位主义所显示的立场和态度，则是包容的，和谐的，虽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性和价值，亦致力于保护中国文化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但从不拒绝吸纳外来文化，毫无咄咄逼人的攻击性和排斥性。无论是吴宓和钱锺书，还是别的优秀的比较文学专家，都试图通过比较的方法，寻求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共同性，试图说服人们热爱和珍惜自己民族所创造的宝贵的文化财富。但是，他们既不属于浪漫主义，也不属于乌托邦主义，似乎也很难简单地被定性为“反动力量”。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文化保守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精神，都给人一种尊重和体恤他者的感觉，甚至会给人一种谦卑而低调的感觉。他们尊重前人所创造的伟大价值。他们相信，对于人类文明的建设，这些伟大的价值具有永恒的意义。白璧德说：“文明必须建立在对永恒之物的认识上。”（欧文·白璧德：《卢梭与浪漫主义》，孙宜学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45页）在他看来，孔子的思想就属于这样的“永恒之物”：“在孔子的著作中，混合着许多与我们距离远得不可想象的东西，人们在其中会遇到至今仍未失去其效用的格言，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人们达到了人道主义认识的层面，这些格言都肯定会再次得到证实。”（欧文·白璧德：《卢梭与浪漫主义》，第169页）文化保守主义者努力克制自己内心的自大和傲慢，以免膨胀的个人主义使自己蔑视古人，蔑视那些古老的文化，从而偏离人类文明的正轨。

　　信奉文化保守主义的白璧德和吴宓，不像信奉实用主义的杜威和胡适那样单一地迷信科学和技术万能的理论，也不相信那种一蹴而就地解放一切的浪漫主义灵丹和现代主义妙药。无论科学以多么惊人的方式改变了世界，它也只不过是一种外在于人心的力量，也只是注定要被不断超越和替代的暂时之物。伟大而不朽的价值，只存在于人类的充分文明化的精神世界，尤其存在于其中的善的部分。离开善，真是没有方向的；离开善，美是缺乏意义的。所以，白璧德说：“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说，美一旦与道德分离，就丧失了大多数意义，即使全世界的美学家都因此站出来骂我们是庸人，我们也要这样说。”（欧文·白璧德：《卢梭与浪漫主义》，第195页）然而，浪漫主义就是以追求真和美为旗号的。他们把道德看作自由的敌人，又把自由看作美和真的保护神。他们把自我无限放大，并将它置于古人与神圣事物之上。他们的放任自我的自由，本质上不过是毫无约束的任性。

　　那么，吴宓对胡适所倡导的新文学究竟有多么排斥呢？他对倡导新文学的胡适又有多么鄙恶呢？他心底里对胡适到底有没有动“杀机”呢？

　　吴宓与胡适虽然同在北京生活多年，且北大与清华之间，目可尽而足可及，但彼二人却几若路人，素不相能。通观《胡适全集》，你找不到一封胡适致吴宓的信。《吴宓书信集》里倒是有一封吴宓1929年写给胡适的短信，但正事说完，没话找话，很有点不尴不尬的意思。温源宁招宴，吴宓糊里糊涂地跟胡适等十人吃了一次饭；胡适在饭桌上八面玲珑的做派，让他极感不快：“胡适居首座，议论风生，足见其素讲应酬交际之术。”（1929年1月27日日记）在这次饭局上，胡适说自己想购买全套的《学衡》；吴宓写信给胡适，主要就是谈这件事。

　　吴宓与胡适的冲突，不是来自于细小的个人恩怨。他们之间，连芥豆之微的利害冲突都不曾发生过。他们的矛盾和冲突，是形而上的，来自于意义世界，来自于文化立场、文化认知和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具体地说，吴宓之所以鄙恶胡适，之所以深恨胡适，之所以要“杀胡适”，究其原因，盖在于他们对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和态度，完全是对立的，是无法通融的。对一个热爱孔子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来讲，仁道譬若生命，仲尼有如日月，那些蔑视、践踏、打倒孔子的激进主义者，简直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大可以与之决斗，放心剚刃了。

　　早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吴宓就对胡适在国内“打倒孔家店”、否定文言、废除汉字的激进主义主张深感不满。在1920年3月28日的日记中，他表达了自己的焦虑中杂着愤怒的心情:

　　幼涵来书，慨伤国中现况，劝宓等早归，捐钱自办一报，以树风声而遏横流。宓他年回国之日，必成此志。此间习文学诸君，学深而品粹者，均莫不痛恨胡、陈之流毒祸世。……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盖胡、陈之学说,本不值识者一笑。凡稍读书者，均知其非。乃其势炙手可热，举世风靡，至于如此，实属怪异。然亦足见今日中国人心反常，诸凡破坏之情形。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经若辈此一番混闹，中国一线生机，又为斩削。前途纷乱，益不可收拾矣。呜呼，始作俑者，其肉岂足食乎？（《吴宓日记（1917～1924）》，第二册，三联书店，1998年，第144页）

　　1920年4月19日，吴宓又在日记表达了自己对中国的新文学的愤怒和不满：“今之倡‘新文学’者，岂其有眼无珠，不能确察切视，乃取西洋之疮痂狗粪，以进于中国之人。且曰，此山珍海错，汝若不甘之，是汝无舌。呜呼，安得利剑，斩此妖魔，以拨云雾而见天日耶！”（《吴宓日记（1917～1924）》，第二册，三联书店，1998年，第152页）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吴宓仍然在日记中，以近乎极端的语气，表达了自己对胡适毁灭传统文化、造成生活脱序的愤怒和怨恨：“……尤足见古圣贤之道德学说为颠扑不破之真理，而自胡适至……皆以其说诬民，而斩断中华民族之运命，成为万劫不复之局者矣！”（《吴宓日记续编（1961～1962）》，第五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376页）

　　从上引三段文字中的“其肉岂足食乎”“安得利剑，斩此妖魔”和“成为万劫不复之局”，人们分明可以感受到，吴宓对现代文化激进主义者的不满和仇恨。这些恨意满满的话语里，分明埋藏着彰彰明甚的“杀机”。吴宓率尔而答的“杀胡适”一语，无疑表达了他的未加控制的无意识冲动和未加过滤的最真实情绪。

　　雷蒙·阿隆说：“在20世纪，谴责这一世界肯定比美化这一世界更容易。”（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48页）可以说，在20世纪，成为谴责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者，肯定比成为赞美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者更容易。吴宓在《〈学衡〉杂志简章》中说，他们将恒以“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文集》，著作编（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第333页）为宗旨。显然，只有这种老实的、理性的、中正的态度和方法，才能将文化建设引入正途，才是真正成熟而可靠的态度和方法。在21世纪，我们的文化意识应该更成熟，应该摆脱那种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文化情绪，应该具备那种“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的自觉意识。

　　极端的白话文运动带给中国当代汉语文学的伤害，也是极为严重的。由于脑袋里充满了蔑视古人和蔑弃古文的偏见，许多当代作家不仅不曾细读“四书”“五经”和“史汉”，就连《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这样的启蒙读物，也未曾下过口诵心惟的笨功夫。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的文学陷入了精神上的“拔根状态”，我们的作家则陷入了语言表达上的低能状态——我们失去了与伟大的古典汉语文学的深刻的精神联系，失去了对文言文的感受能力和创造性运用的能力。很多中国当代作家写了一辈子，语言能力却始终处于初级水平，语法多有不通，修辞亦未纯熟，欲从其作品中寻求一二清雅可诵的佳句，终不可得。所以，单单为了摆脱我们的文学语言上的粗鄙无文，单单为了让我们的文学成为美感上高格调的文学，我们也必须彻底改变那种将“白话文”与“文言文”对立起来的错误的激进主义观念，必须彻底克服那种试图将所谓“孔子招牌”俱皆“捶碎，烧去”的非理性主义破坏冲动。

　　无忌惮地破坏，固然是痛快淋漓的，但于未来的种种建设，却并无助益；认为自己可以创造一套全新的道德体系和语言体系，固然会给人一种开天辟地的成就感，但是，最终的结果却往往并不如你所愿。

　　我们固然需要创造的自信和青春的热情，但是，一旦度过了激情澎湃的青春期，就有必要让自己的心智成熟起来，对一切都抱着低调而谦虚的态度。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成为真正成熟而强大的创造者。

　　2024年12月25日，平西府

　　（《文学自由谈》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