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城市诗歌。我想直截了当地提出一个问题：城市让诗怎么啦？如果事态不是像现在这么严重，就不需要从理论的高度来讨论在城市里如何写诗。在城市里如何写诗？在我看来这和在乡村里写诗也很相似；其实，这和在中国写诗，在美国写诗，在家里写诗，在林子里写诗一样，到哪儿都是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写诗？都市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只是诗显现的场合不同而已。假如我们一方面把诗本身在认识上置于至高的位置，一方面又认为诗是要通过人之手显现于文本，它本身就存在于文本之外，只是在世界中，我们和它相遇。而我们如何与它相遇，我们怎么知道与它相遇了，这在哪里都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另外，所谓城市诗，应该是现代主义的别称，只有这样去定义，它才有意义。因为我们已经公认，诗无处不在；很可能是这种情况：诗本身没有危机，有危机的是人。现代主义诗歌产生于城市，产生于人对自身危机的思考。

刚刚在临港国际艺术园区结束的第二届中国当代诗歌理论研讨会，把“城市诗”这一概念就提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高度。在事前的预告中是这样说的：

我有幸参加了这个会议，按照主持人的要求，我先代表上海城市诗人社，介绍一下诗社40年。这部分内容证明我们沉浸在这个城市里已经很久了。当我们得知2016年6月，“萤火虫”微信公众号连续推出了“中国最好的十五位城市诗人”简介及其代表作，我们很惊讶其中“口语诗人”伊沙竟然居首。这种惊讶，首先产生于这样的联想，在中国大地上关于诗歌的命名是很容易落在一些人的头上的。近年专注于创意写作和城市诗研究的学者许道军，巧妙地接过这个判断，然后顺着这个思路逆推，将伊沙之前种种的“先锋”创作与“艺术行为”与现在“最好的城市诗人”身份连接起来，并假设伊沙所有的创作都是为成为一个“中国最优秀”的城市诗人而做准备……做了一篇大大的文章：《“绝杀”：〈饿死诗人〉与〈梅花，一首失败的抒情诗〉再解读》，上海的《城市诗人》把这篇文章发了。海纳百川的上海人似乎可以满有信心的告诉人们：所有关于城市诗歌的疑难问题，你们都可以到伊沙等十五个人的诗歌里去寻找答案，因为他们是一群“最好的城市诗人”。这个现象非常有趣，如果哪一天，中国突然发现城市化过度了，需要返回乡村，那时候很可能会提出一个如何写好“现代乡村诗”的问题，那么一些诗人又会立马变成“最好的现代乡村诗人代表”了，前提是他们的诗，体量足够大，就完全有可能。

在那次会上，我提交的稿子第二部分，说的是我个人最近的思考。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说了三句话。到会的诗人评论家王家新看过我的稿子，开玩笑地说铁舞今天从城市诗人变成了“农夫”。他还说，城市诗人应首推铁舞。“首推”的提法我当然是可以当“补药”吃一吃的，因为我一直在城市里写诗，写的是城市。不过，现在已经有了“中国最好的十五位城市诗人”，“首推”除非有“重建”的意思，否则就没有一点价值。即使“首推”被人承认，但也无法证明是否真的是“首推”，就像我们无法证明宇宙的第一推动力究竟在哪里一样，最后也只落得一点自嘲而已。“农夫”的说法，倒是让我有点惊醒了：因为我提交稿子的第二部分内容，似乎离我自己定义的“城市诗是现代主义的别称”远了一点；或者说西方意义上的“现代主义”在我这里需要重新界定，也许真的需要加上一点“农夫”意识，才是我们需要的“现代主义”，不妨看看我的发言内容。

我的想法可能本身就出自对城市诗写作的进一步反思。随着城市化的进展，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诗？它在哪里？

我也不想过于深刻地谈论关于城市诗的一些形而上的问题，我想换一个角度谈谈生活里我感觉到的美好东西，它们虽然微弱，但很可能是属于诗歌的。我想证明城市物质的逼迫是存在的，其实我们只要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都会处于某种逼迫中，诗就是被“逼”出来的，诗因人的发现而显现。

如果我们相信康德的话：“人是世界最后的目的。”那么，诗最后目的也是人。今天，如果你稍稍留意一下周围，就会发现：最好的诗不是写在纸上；真正的诗是人为实现自己的美好，而存在于人的行为里的。

这个道理可能有人还不太明白，我来举一些实例。

最近乘地铁，在九号线的车厢里，每一个拉手上都有一首诗。古今中外的许多好诗进入了地铁车厢，一个教师让她的学生们去车厢里抄写那些名诗。比如：叶芝的《当我老了》，回到教室里再结合课文冰心的《谈生命》，进行一场人生意义的讨论，还开展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诗歌朗诵会。诗歌进地铁，只是一种仪式，我们这个城市诗歌/文学的仪式越来越多，官方的，民间的，各种讨论会，朗诵会，每年的市民诗歌节，还有国际诗歌节等等，人们在消费诗歌仪式，但这不是诗本身。这个女教师的教学行为让我看到了一种诗的美。没有哪一首纸上的诗比这个教学行为更美。

在同普路建筑工地的围墙上，我读到好几首关于中国梦的诗，看似简单，也称不上艺术诗，但它是属于克罗齐说的那种民间诗，直率，单一，是建筑工人的墙头诗。恰好那天我走过时，看到一个奶奶抱着自己的小孙子，走在前面的儿媳，突然仰头朝对过马路的上空“哎”了一声，还说“叫什么呀！”我十分好奇，问前面的奶奶：“她在跟谁说话呀？”“喏，我孙子他爸在那吊塔上，他眼睛尖，看到我们了。”我想，这个场景多么美好，那云塔好高好高，那云塔上的工人眼睛好尖好尖，这媳妇的耳朵也好灵好灵啊！这不也是一首诗吗？我们在生活里突然发现一种事物和事物之间的美的关系，它最终表现在人身上，它似乎比写在墙头上的中国梦的诗更美好。那一刻我感动了，我一直想把这首诗写出来，但写不出来。

还有一件我亲身经历的小事。有一次，我应华师大对外汉语学院丽娃诗社的一位“丽娃”女孩之约，去万体馆看一个中华文化博览会，走出地铁口，正在寻找我要等的人，一转身，发现她已在我身边站着了。这瞬间的惊喜，让我获得了一种美好的诗意，后来我果真写了一首《地铁口纪念》的小诗：

丽娃女孩问我，你为什么写这首诗。我只是笑了笑，没回答。生活里有些美的瞬间，犹如几何题中某条暗线，需要你去发现，不然你就不能证明诗意的存在。

现在美的力量很单薄，许多诗被观念占据了，我不止一次在不同场合提过这个问题。许多时候，我们情理不平衡，敏感于灰色地带，缺失对明亮部分的发现，或只是平庸的歌唱，没有美妙而自然的亲近；在我个人的写作中，最危险的诗随时出现，最高妙的诗没有。在这里举我自己写的一首诗为例：

这首写给一位90后朋友的诗，我不认为是美的，我内心里有恐慌，不平静。相比之下，地铁口那样的诗，我认为比较好，但正如已故诗人评论家陈超所说的，纯粹“美”“好”的诗没有出路；这首《大树》就不是纯粹“美”“好”的。现实中，有比我写得更不纯粹“美”“好”的，我们经常读到，那是龇牙咧嘴的喊叫和狼奔豕突的逃逸，或者是隐隐作痛的文字痉挛；至于那些不痛不痒的华丽修辞的抚摸，和没有意义的老掉牙的造句，更不值一提了。真正的天籁，真正的精心制作却又顺乎自然的歌唱，我们实在太需要了。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现在全世界的诗都存在这个问题，诚如钱谷融先生说的20世纪的现代文学他不喜欢，现在是21世纪了，先生倘若在的话，他仍然会说这个话。人们深刻了，会思想了，但美没有了；人们通过写诗求真求善，但不求艺术之美（也无法求得），就像啤酒没有了气。其结果，不是诗的“诗”变成了诗。所以，比起看重文本来，今天，我更看重诗的行为。

一些诗人一直在努力。上海的女诗人徐芳出版了一本《日历诗》，日历代表时间，时间是生活的载体，按着时间的次序写诗，把诗写在日历上，称日历诗；把诗和日历合在一起制作成日历，就成为诗日历。这日历上的诗，全是诗人对生活的感悟，读徐芳的诗，就是读一片有诗意的生活，日历让每一天都诗意绽放。曾有一个青年人把他喜爱的诗，折成纸船悄悄放在人家的窗台上，我也曾把自己的诗集放在公园里的椅子上，看着有人把诗集带走，心里一阵喜悦。于此我也看到了诗的位置。

在这个城市，诗人的活动很多。且不说上海图书馆每年四季都要举办诗歌朗诵会，座位都坐得满满的，也不说上海作家协会那个爱神雕像前的小礼堂，不知举行过多少次诗歌朗诵会和研讨会，单说那旁边的一个咖啡馆，曾几何时，上海城市诗人社的诗友每月15日晚上，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来到这里，AA制着讨论交流诗歌写作。之前他们是在浦东的一个“第三空间”活动，后来那地方被开发商拿走了，就转移到这里；他们称之为“月半活动”。曾几何时，他们又从此地移到别处去了，只是直到今天，我知道他们仍在活动。

还有很多很多，也许是你从来没听说过的诗歌活动，仪式感不强，却是值得珍视的。因为这些活动不曾公开报道过，冷不丁被你撞上了，算你有福气。我就碰到过一次。在世纪公园的草地上，一些人在那里朗诵诗歌，还有人在拍照。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个交通协管员，他也爱诗，还在田子坊组织过一次诗歌闪读；有一个从新疆来的自由职业者（社工），他发起了一个“亲近自然诗社”，作为上海城市诗人社的一部分，在我们这座城市里号召大家“为大自然写诗”。我觉得这个口号很了不起。

我们还常常听说诗的小众和大众化的争议，以及边缘化的说法。这种边缘化的说法也有道理。但我理解的边缘和通常人们说的边缘有别。我参加过一次十分边缘的听诗会。我惊异，怎么会来到他们中间的，这个夜，在我心里是那样的星光灿烂，胜过我以前参加过的任何一次大型诗会；我一生中很少有机会和这些来自各个学校的男生、女生聚在一起，我在他们中间，可算是一个“老者”了。这是他们自己组织的一次名为“听诗会”的沙龙活动。多么美好！他们像鸟一样从城市的不同角落飞来，那样轻盈，混杂着各种颜色的衣裙，像一群麻雀，不，说是夜蝙蝠或许更确切些；在我听了他们的朗读之后，更觉得他们是这个城市的夜莺。那一刻，栖息在这座城市一座24层大厦屋顶上的一间屋子里，我只感到有一种难得的特别的气息，说是青春吧，肯定是的，于我而言，感觉到的是馥郁的花的气息，一丝奢华的气息。关于这一点，也许只有我这样的人才会体验到——一个失落太多，仍成天沉浸在诗意理想里的人。这些弟弟妹妹们——我权且这样称呼他们，因为我比他们大得多——长大了，走出学校多年，汇聚在一起仍然像一群学生，这就是我说的难得的特别之处。我非常喜欢这座大厦给这间小屋所处位置的命名——北塔，一种莫名其妙的喜欢。屋子的主人把这层无法出售的楼面盘了下来，别致巧妙的布置成一个艺术沙龙。没有几个小凳子，大家都坐在地板上，我靠一个角落坐着，听主持人报着我的名字。在众目注视下，我扬了扬手，像在大街上招一辆出租车，夸张地显示我还有点未尽消逝的青春的动感。灯光有点暗，艺术墙上的画有点模糊，因此而有点暧昧，我听到一个男生开始朗读了，他读的竟是我的诗：“在岁末的晨曦中，天空里有一颗孤照的星……”

这么说来，我们这个城市还是有诗意的。问题是我们在讨论和关注改革开放中的文学和人生的时候，在关注城市和诗歌、诗人的关系的时候，关于城市和城市诗这样的词显得这么突出，有时候，又为何还有点令人不安？

当我们在这里高谈阔论关于城市诗的时候，关于这座城市诗意的发生和美好，无不与人的自然性有关。我期望中的好诗，可能不是在几首所谓的代表“城市诗”里面，而是更广泛地在被人们忽略的钢筋水泥墙的隙缝里面，在时尚衣裳的褶皱里面。当海平面上升，地球上一些城市有可能被海水淹没的时候，当人为制造周期破坏自然周期，鸡鸭鱼肉变成流水线生产，现代人每天在吃“毒”中进化的时候——这种时候，我们尽管有越来越多的文学/诗歌的仪式，诗又应该如何向大自然致敬呢？我们考虑过吗？我们能写出多少亲近自然的诗呢？照例诗应该是这个城市里的空气，它是流动的，它应该是音乐性的，目前有的还是散板。海已不是原来的样子，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我们的诗歌会变得越来越好吗？曾经的好诗会在什么情景下备受赞扬，又会在什么情景下被人遗忘。不要说城市诗，500年后，新诗的压卷诗会是哪一首？说到城市诗，我就会想到惠特曼在一百多年前歌唱的：

这里的“农夫”意识，就是人本身的生态意识，正是当下的城市诗应该关照的。乡巴佬守着河水看，想看它是否流得干。我可能也是一个“乡巴佬”。因为“人是目的”这种观点，不可能是普遍必然有效的。

在本文结束的时候，我愿意引用一下和我一同在场的上海大学杨剑龙教授的一首诗——《城市是什么》：

我想以此证明：城市是人的思维活动的外显，也是一个生命体，一个复杂的生命体。我们与城市相遇，即是与世界相遇，诗在世界里。和宗教乞灵于建筑师去建筑宏伟的教堂一样，建筑师用电光乐器去庄严它的内部，诗人写诗，用字和词语建筑，用节奏和音调去庄严它的内部，它受启于一个叫“诗”的存在；诗本身这个存在之所以乞灵于人，还因为人本身需要精神。

（转自《文学自由谈》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