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主持人的介绍。

来到河北，我有一种使命感，就像一个住在山沟里的穷亲戚，受了委托，来到平原上，看望有了大发展的富亲戚。说亲戚远了，该说是同宗的族人。河北人一说起自己的根，就是山西洪洞大槐树，这么说，河北人也就是山西人。你们富了，不能忘了六七百年来，替你们看守着祖先土地的同宗的族人。人要念旧，不能一说起自己家族源远流长，就把山西拉过来，而一说起自己多么文明，多么有文化，又把山西推过去。

要纠正一个观念，听讲座，不能只管对与错，还要看有意思没意思。错了当然不妥，对了也得看有没有意思，没意思，对的也不值得。先打个预防针，别等我辛辛苦苦讲完了，问你们怎么样，说是对着哩。这岂不等于一个姑娘跟一个小伙子处了几个月，什么事都做了，要分手了问感觉，说是跟邻居老王家姑娘一样。

文学是很难讲的，空口说，怎么也说不清。次数多了，摸索出个窍门，就是说个故事，让大家去体会。今天我想说的故事，是张籍的《节妇吟》。

张籍是唐代诗人。《节妇吟》这首诗有本事，但我们不说本事，只说字面上的意思。说的是，有个有钱的年轻人（或许不年轻了，但还是有爱的需求），见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或许不太年轻，但是气质甚好，让人看了会有想法），就备了两颗珍贵的珠子，带穗儿的，涎着脸给了这个女人，还说了几句表白爱意的话，很是动情。这女人呢，接过来，撩起自己的红棉袄，系了里面，等于是系在丝腰带上，这才拍拍衣襟说道：

这是个有意味的故事。其起因或许是恶意的，甚至是挑逗性的，极有可能发展为谩骂，厮打，惊动官府，但是因为这个女子得体的处置，得体的言辞，末后成为一个美好的、充满人情味的两性佳话。可以这样说，优秀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是人性在低层面上发生冲突，在高层面上达成和谐与解决。像这个故事里，起初只是性爱，是美貌的吸引，最后是理性的认知，成了千百年来多少女人一个永恒的喟叹。

什么叫文学？这就叫文学，人性在低层次上的矛盾，在高层次上达成了和谐与解决。

这就要说到我们的革命文学，多少年来，最大的一个失着便是，人性在低层次上的矛盾，用更低的方式来解决，有时甚至是人性在高层次上的矛盾，也用更低的方式来解决。举个例子，就知道我们的文学是怎么走过来的，又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天这个境地的——

好几年前，应王莎女士之邀，我和老伴去四川玩了几天，去了青城山、峨嵋山，还去了江湾镇，参观了郭沫若的故居。去这些地方，用的都是王莎自己的车。王莎是四川老作家艾芜的儿媳，也是四川省文联的干部。后来，2013年，王莎张罗，要给艾芜出本评论集，寄来两本艾芜的书，让我看。这两本书，一本是新版的《南行记》，收录作品比旧版要多，一本是作为“中国现代中篇小说藏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一个女人的悲剧》。这两本书提供的作品，可以说是艾芜的精品。我看了，问王莎，一定要说好吗？我当时打定的主意是，王莎要是说一定要说好，我就是再难受，也要堆起笑脸，酝酿起高涨的情绪，写一篇真诚的颂扬文章。为文几十年，好文章不会写，胡说八道的文章，也不会写吗？再说，这叫报恩，报王莎女士接待我们好几天的恩。跟我的破文章相比，人家付出的太多了。没想到的是，王莎说，只要你写，写什么都行。她当然知道，我只会是有所批评，不会是肆意谩骂；我这个人是有毛病，还不会有那么大的毛病。既是这样，很轻松就写成了，叫《艾芜笔下的坏人形象》。

写于1935年的《瞎子客店》，写于1939年的《芭蕉谷》，都有坏人。比如《瞎子客店》写到的瞎子的初恋情人，原是一大户人家的丫环，因男主人喜爱，被女主人忌恨而虐待，是狠毒了些，但仍在人性的范畴。到了1949年的《一个女人的悲剧》，就不同了，仍是四川底层妇女，苦难重重，只好跳崖了事。周四嫂丈夫被抓了壮丁，租种的苞谷眼看就成熟了，为了救出丈夫，只好忍痛卖掉。找做烧酒的魏福林，魏压价；不情愿又去找收粮的商贩，也不行。地主陈家驼子指点，说她丈夫说不定会逃回来。她抱了病重的儿子去看望，丈夫正被以逃兵的名义枪决。赶回家，地里的苞谷又被地主陈家驼子抢收去了，抢收的理由仅是，怕周四嫂将苞谷卖了，他的租子落了空。整个作品里，除了看病的老中医少收了诊费外，所有有钱有势的人，像是事先通了气，联起手来要将这母子三人活活逼死。儿子死了，女儿就在眼前，周四嫂竟牵着女儿的手，跳下了高崖。末后一句话是：“跟他（死了的丈夫或儿子）一道去算了，这鬼世道。”

过去作者在小说里，写到地主，称之为粮户、财主，这篇小说里，直接称地主，比如：“四乡来的地主，都喜欢进来喝一碗。”甚至出现了“剥削”这样的词汇，比如：“周四嫂知道哀求也没办法，只好到张大兴茶铺，去接受魏福林那一份可怕的剥削了。”

我最后的结论是：在一个剧烈变革的历史时期，看一个作家对坏人的处理，最能见出一个作家对艺术的态度。一般而论，凡按照当政者的意图设置作品中的坏人形象的，对艺术的态度会弱一些。道理在于，好人都差不了多少，坏人却可以千差万别。再就是，坏人身上，最容易注入政治的观念，也最容易作漫画式的处理。

必须说明，我不反对政治宣传型的文学创作。我的主张是，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怕是政治宣传性的作品，还要说艺术水平如何的高，似乎越是政治宣传性的作品，艺术水平反而越高。仍说这个小说。前面的找做酒的，找粮食贩子，甚至丈夫因逃跑被枪毙，都只能说是磨难，不至于置周四嫂于死地。逼死周四嫂的，或者说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地主陈家驼子，他怕她将苞谷卖了救急而交不上应交的租子，就给抢收了。佃户的留成与交出的租子，向来是有比例的，不会因为预知周四嫂有灾难，年初就定成全部苞谷是租子，那么陈家驼子就欠着周四嫂租子以外的苞谷即佃户的留成，知道她反正是个死，干脆就不给她了。再就是，陈家驼子这样的地主，在正常年景会不会将佃户收成悉数抢去？若过去不抢，何以今年偏要抢？地主狠心，就是要把佃户逼死——对，佃户都死了，地主岂不成了自耕农？

再用我们方才达成的共识——人性在低层次上的矛盾，在人性的高层次上达成和谐与解决——套一下。以上逼死周四嫂的几桩事，做烧酒的是小气，粮食贩子是压价，枪毙逃兵暂不论，陈家驼子是贪财的黑心，可说都是人性在低层次上的展现，与周四嫂的冲突，也只能说是人性在低层次上的冲突。作者是怎样解决的呢？是扩大仇恨，加强仇恨，用了以死相抗的办法。毫无疑问，作者这样写，是要宣传阶级斗争的理念，图解农村阶级压迫的现实，以激起人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

《一个女人的悲剧》只是一个很普遍的例子。其时不过是解放初期，合作化运动还没来，还不能算多么的极端。放大了看，近几十年出的长篇小说，不管是《林海雪原》《红旗谱》，还是《青春之歌》《创业史》，都可作如是观。战争题材的，斗争题材的，就不说了，且说柳青的《创业史》。

这部小说，几乎拔了鼎革后写运动小说的头筹。我在“文革”中间，就看过“文革”前出的第一部；“文革”后柳青死了，看了第二部（不厚的一本）。起初我对它很是敬佩。在农村教书，反正没什么事，用个本子，给它作了结构分析。我给起了个名字，叫“叠压式结构”，就是后一章的一部分故事，叠压在前一章的某个位置上，一章压一章，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对它的语言的“格色”处，更是拍案叫绝。比如某二流子和改霞相跟着去赶集，就用了“不屈不挠”这么个好词儿。这类词，通常都用在正面人物身上，柳青用在二流子身上，竟也活灵活现。这是过去的看法，现在我不这么看了。我认为，整部作品是失败的，“创业史”三字，第一部占了个“创”字，还是乱世，能放开写世相，有各色人等支撑，也还热热闹闹。第二部以后，要写那个“业”了，即合作社成立与发展，各项政策都要一一展现（图说），神仙也无处下手，就难以为继了，写了多少年，死后才整理出薄薄的一本。“业”没写成，体现“史”的第三部，也就无从着手。就是第一部里，英雄人物“高大全”不说，反面人物也全是污名化的，脸谱化的。富农姚士杰，反对合作化没做成什么事，就让他去做奸污堂外甥媳妇这样的龌龊事，这跟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用男女关系糟蹋人恰是一个路数。见了昔日长工，想拉拢（为他降低成分），书中说：“姚士杰根本不能理解高增福精神上的高贵……”过后高增福“就把下雪天早晨发生的事情，一根一板告诉了土改工作组同志和农会主席郭振山了”。这种生硬的叙述，哪有一点文学的意味可言？若用我说的“人性低层次上的矛盾，在高层次上达成和谐与解决”的标准看，只能说是一部概念化的粗俗的作品。

对柳青看法的改变，甚至让我想过，我们的文学史，应当叫革命文学史，不能说是中国文学史的现当代部分。准确的叫法，应是现当代革命文学史。

说到这里，不能不说一下我近年来的生活状况。退休前后，一度还想重起炉灶做点学问，比如研究某一朝代的历史，或者是写一部历史人物的传记。病了一场之后，想开了，什么都放弃了。真像韩愈在《祭十二郎文》里说的：“当求数顷之田于伊颍之上，以待余年，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长吾女与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田是买不起的，我说的是这样一种落寞的心情。具体表现在，一是爱写毛笔字，一是有爱看线装书。写毛笔字，主要是写小字，用小楷笔写信札。有时打了电话，办了事，还要再写一封信寄过去。看书，过去是看有用的书，现在是看感觉好的书。什么书感觉好呢？线装书的感觉最好。这样的看，这样的写，说是消遣，总也忘怀不了的，是对眼下文学状况的思考。什么都做不成样子，想一想也很好嘛。

解放初期的作家，有受政治鼓动的一面，也有出自虔诚的一面。为什么每经过一个大的运动，涌现出的作家，总是多了应和而少了虔诚呢？怕不全是作家的思想出了问题，急于献真诚，表忠心。会不会与使用的书写工具也有关系？解放后的作家，除了个别老作家（据说李劼人写《大波》仍是用毛笔），大多是用钢笔写作。生产容易了，出品就粗糙了。各种奖项名目繁多，获奖如囊中探物，也该是个原因。电脑写作普遍化，更是江河日下，不可收拾。有一天整理书柜，翻出《鲁迅手稿选辑四编》，拿在手上闲看，瞅着那敦厚娟秀的小行书字，由不得想到鲁迅早年说过的一句话：“手中的这支笔也真怪，拈起来就能写出文章来。”（大意）立马就觉得，只有这样的工具，这样的心态，才能写出高品质的文学作品。

说了艾芜的事，说了柳青的事，由不得想起一个更有名的作家。

2015年秋天，天津的《文学自由谈》召开一次颁奖会，我去了。领过奖后，又参观天津的特色建筑。记得去了梁启超的饮冰室，去了庆王府，还去了曹禺的故居，一座精致的小洋楼，同时也是曹禺纪念馆。《文学自由谈》的主编任芙康先生跟馆长某先生是朋友，安排在这儿的会议室休息并举行简单的座谈。

我这人很浅薄，爱胡乱表现。人家并没安排我发言，我见停顿下来，就自个说开了。我说，曹禺先生是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重要作家，有才华，但并非没有可訾议之处。他的《雷雨》，无论主题，还是表现方式，明显受外国古典戏剧的影响。发表一年后，李健吾就写文章指出：“容我乱问上一句，作者隐隐中有没有受两出戏的暗示？”随即指出这两出希腊古典戏剧的名字。此中关键之处是，曹禺从南开转到清华，跟钱钟书一个班。而李健吾也是清华西洋文学系出来的，比曹禺高一年级，曹转学过来时，李已毕业留校，给系主任王文显先生当助教。可以说，曹上过什么课，看过什么书，李是清清楚楚的。不料这样客气的质疑，竟惹恼了曹禺，在《雷雨》序里，予以痛斥，说他只是他自己，“不能窥探这些大师的艰深，犹如黑夜中的甲虫想象不来白昼的明朗”。

不说这些了，我要说的是曹禺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跟他在新文学史上的排名。

凡上过大学中文系的，没上过大学看书多的，都该记得一个顺口溜，这个顺口溜，把曹禺和跟他同样声名显赫的几个作家的地位，说了个清清爽爽。这个顺口溜是这样说的：鲁郭茅，巴老曹。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清清楚楚。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定谳吗？过去我是承认的，现在我不这么看了。我认为这样的排名，他们作品的艺术性，只占半数的分量，另一半的分量，是他们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在文化战线上的贡献。且听我一一说来。鲁迅的地位不用说了，鲁迅是文化旗手，一直带领着文化新军向着国民党反动派做着最顽强最勇敢的冲击，他的骨头是最硬的。郭沫若北伐时是政治部的副主任，抗战时是第三厅的厅长，直接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茅盾是早期的中共党员，大革命时期已是党的重要干部，建国后出任文化部长。巴金一直是进步青年心中的偶像，也是党在文化战线重要的同盟者。老舍抗战期间，是党领导的文协的实际负责人。曹禺从青年时期起，就是党在文学战线重要的组织者。可以这样说，这个排名是革命成功后，论功行赏，给的政治与名声的双重待遇。

要强调的是，对于这样的排名，这样的地位确立，我一点也不反对，反而十二分的赞同。我要说的是，我们要尊重事实，要讲道理。革命业绩和文学成就，一定要分开计量，不能因为革命有功，就说他的文学成就也高，相反，对某些作家，不能因为他没有显赫的革命功绩，即便文学成就甚高，也漠然视之，不予承认。我的看法是，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要混淆在一起，到后来谁也弄不清楚，这样的排名是依什么标准来的。我甚至想过，对有革命功绩的作家，待遇应当再高点。至于文学史嘛，就按我一开始说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要孱杂一点非文学的因素。打个比方，像我这样的作家，在当代文学史上排列，本该排在一千名上，你不能说老韩怪可怜的，给他排在第九百九十九名吧。一分的可怜，都是对文学史的亵渎。这道理，就跟女性文学史里，不应当羼杂进一个男作家，是一样的道理。当然，革命作家的文学成就，也不能因为他们是革命作家而有丝毫的减损。

我不知道，我的这一番说辞，能不能撼动诸位既有的文学史见识，透进一点灵性的光芒？

该说说读书的意义了。我在网上看到河北省图书馆的馆训，八个字：守正启智，修学求是。我觉得这八个字，足可以说明读书对人生的意义。只是我斟酌了一下，前一句的词序有点小小的不妥。启智与守正，应当调过来。启智守正，修学求是——这样两个短语，才是结构相同，词性对称。从逻辑顺序上说，也是先求智，才能守正。已经守正了，还求什么智。不能把智仅仅理解为知识，正，是真正的智，智了才能守正。我再补充一下，读书对人生的意义，应当是启智、明理、怡情、守正。这样说，就更全面了。怡情，也是非常重要的。过去人们不愿意说怡情，那样读书的乐趣就少了许多。少了乐趣的事情，硬叫人去做，是不道德的。

时间不多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话题，简单说几句，就是中国的长篇小说，有自己的写作技巧与文体特色。《金瓶梅》——《红楼梦》——《绿野仙踪》——《儿女英雄传》，一路下来，才是中国旧小说的传承线索。在这上头，谁也想不到的是，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胡适先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30年前后，上海亚东图书馆（实为出版社）的老板汪原放，是安徽绩溪人，要出几部旧的世情小说，已经断了句，请老乡胡适作序。胡适自己写了几本的，计有《三侠五义》《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徐志摩写了《醒世姻缘传》的。近年来，我对旧小说起了兴味，先后看了《儿女英雄传》和《绿野仙踪》，也有一些个人的思考。主要有两点，一是明代以来，长篇小说（说部）才有了私人著述，且多是大文人的呈才之作，发愤之作。二是明清两代的旧小说，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邪思淫喻，呈才使性。从《金瓶梅》到《儿女英雄传》一路下来，莫不如此。在这上头，钱钟书的《围城》，与其说是借鉴了西洋小说的写法，不如说是借鉴了中国旧小说的写法，邪思淫喻，呈才使性，淋漓尽致。

最后，送大家两条联语，一条是多少年前想下的，常写了送人：“勤勉是我们的本分，成功乃意外的惊喜。”一条是这几天想下的：“尽职就是担当，幸福就是成功。”

（本文系作者2018年5月5日在河北省图书馆冀图讲坛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