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听莫言说，他的《天下太平》获汪曾祺华语小说奖，便把《天下太平》找来看看。看罢，沉吟半天，也说不上好在哪里。手头正好有莫言另一篇小说新作《等待摩西》，看了两遍，也说不上好在哪里。反正是莫言的作品，那总是好的吧。

莫言在2008年接受西班牙《国家报》采访时，被问及生活、工作在中国的中国作家何时能获得诺贝尔奖，他的回答是，或许100年之后。四年之后，坦言“100年之后”的莫言戏剧性地接到了“提早”了将近100年掉下的“馅饼”。

杨光祖先生去山东高密莫言文学馆是2013年，是在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次年。看过杨先生刊在《文学自由谈》上的《莫言归来败象》，方知道“即便是天才如莫言，也走了这么大的弯路，以致贻害终生”。往下看，知道莫言摹学了庞中华的钢笔字，所以，他的字便“其俗在骨，一旦中毒，一生无法清除干净”。芸芸众生，即便俗，倒也无碍此后的一生；可莫言不一样，按杨先生的逻辑，莫言的“那种俗气，依然弥漫，那是骨子里的”，至死终身不得解脱。从字弥散到文，字如其人，文如其人，莫言的“俗”永远是如影随形，那是庞中华害的。我没去过高密，无缘见到莫言早年间那秀丽、规范却是“其俗在骨”的钢笔字。

杨先生算是70年代生人，而庞中华的钢笔书法约莫盛行于80年代，那时杨先生还小，或许有先见之明，没有摹过“庞中华”，得以免俗，大幸也。我曾临过几天“庞中华”，看过杨先生的文章，才知道，我这俗气原来是源于“庞中华”，并导致我至今文武不得。可又没法去找庞中华讲理，你自己上的钩，那只有自认倒霉。有时就想，临摹过庞中华的，和没有临摹过的，他们的俗与不俗，有没有统计学上的差异？但，按杨先生的逻辑，莫言是“俗”到家了。

莫言的打油诗，或者叫顺口溜吧，未见得多好，但平心而论，也未见的多不好。我也不懂，什么叫“心都快成核桃哩”，而“路上走的那小伙哩，你慢点走哩，我把你看上哩”也只能算是大白话，生动在哪里？杨先生没有分析莫言打油诗的酸腐和矫饰，而对《爱情故事》的评价是“如此恶心，如此不堪了”。你可以说，莫言写诗的水平与莫言的声誉不相称，但未必是“要人命，侮辱汉字，又折腾读者”。杨先生说莫言“文言与白话，雅与俗语的混搭，完全超乎于‘恶俗’两个字”，文字无聊恰似“直接给读者的碗里放了一只苍蝇”——批评家的言过其实似乎在表明一种态度：你诺贝尔奖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以我之见，莫言的打油诗，充其量也就是给读者碗里放了一块咸萝卜，而不会是苍蝇，虽不是佳肴，但可以下饭。杨先生诱导式的比喻，倒真的是往读他文章的人嘴里塞了一只苍蝇。

得了诺贝尔奖的莫言在接受央视《面对面》栏目的专访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幸福就是什么都不想，一切都放下，身体健康，精神没有任何压力才幸福。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忡忡，能幸福吗？但是我要说我不幸福，你就会说太装了吧，刚得了诺贝尔奖还不幸福。”这番话是真诚还是矫饰，你可以自己判断。但得奖后成为“众矢之的”的莫言，在文学圈内圈外，都会是万箭追逐的目标。相干的批评家和不相干的挑刺家都在追逐着莫言，但又不是在追逐莫言；万箭追逐的目标是那个戴着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作家，不管是莫言，还是苏童、贾平凹、阎连科——后面这几位还未能获诺贝尔文学奖，否则，也会有类似“苏童归来的败象”或者“贾平凹归来的败象”的评价。我说这话不是没有根据的，譬如，《文学自由谈》的常客评论家唐小林，就将当今文坛上稍有名气的作家数落、挖苦、挑剔个遍，从基本常识到文学修养，从人格品行到治学精神。可我奇怪的是，何以这些作家竟没有一个做了回应和反驳？是哑口无言，还是没工夫或不屑理睬？其中的原委至少我不知道。唐先生的“自由谈”成了独白，好比拳击手没了搏击的对象，变成了一个人的比划，有点无趣。与杨先生“败象”一文同期的唐小林的《苏童老矣，尚能写否？》，汇集了苏童小说中的“黄段子”，唯恐读者有遗漏，来个集中展示，而文中属于作者的语言，也就是解释一下这些“黄段子”而已。我很难相信，这就是文学评论？说作家的文学格调不高，那评论家的格调我看比作家高不了多少，似乎还不如作家。

一方面，诺贝尔奖被批评家们放大了，放大到了一个以完人的境界去要求莫言的程度；另一方面，诺贝尔奖又被文学编辑们神话了，只要是莫言的作品，都是中国头牌文学杂志的“镇刊之宝”，甚至不用读或者不用读完，就可以照发不误。两个极端的表现，放大了莫言作品可能的不足和可能的平庸，结果是，批评家们左耳光右巴掌地“评”，而编辑们却是前堵截后围追地“约”，两股道上跑的车，谁也不碍谁的事。

莫言的《等待摩西》说了一个非常老套的故事，估计任何一个作家都是可以编出来。编辑在卷首语中说：“小说《等待摩西》保持了莫言惯常的叙述语调，第一人称、生动幽默，但更显平静，叙事过程的放松与结尾的节制传递了人生况味。”这是编辑刊载的理由；如果在杨光祖先生那里，这也许就成了“语言啰嗦、琐碎，真的很难给人以艺术美感”的评语了。

所谓“惯常的叙述语调”，不是莫言一个人具备的。我想所有作家都有自己的叙事风格或“叙述语调”，所以，这一点不是必刊的理由。如果是另外一位作家，卷首语也可能会这样说：作者以惯用的第三人称，生动、隐喻，更显跌宕起伏，结尾的意外却在意料之中，更显出作家的叙事功力，等等，云云。所以，编辑对《等待摩西》的推荐词看起来是针对莫言，实际上没有多少针对性，而刊登的理由——我以为唯一的理由，是它的作者是莫言；舍此无他。

《等待摩西》后面，刊载了莫言的三首诗，汇在“莫言新作小辑”下。我不懂诗，也不知道“叛逆的脚，猛往下踩，红色的法拉利，放出一串激昂的屁，在高速公路上奔驰”究竟隐喻了什么。不知道杨光祖先生看过这些诗没有？莫言的“恶俗”有没有改，是不是不那么“恶俗”了，有点雅俗了？按杨先生“一生无法清除干净”的道理来推，应该还是“俗”的；或者可以断言，在杨先生的眼中，莫言的诗可以休矣。不过，《十月》的编辑将它们照登不误，一点也没顾及杨先生的情绪。

一个作家，成名的也罢，未成名的也罢，都在写。成名的作家也许更加无奈，或许储备耗竭，或许精力下降，不是每部作品都能不同凡响，犹如一只母鸡，偶尔也会下一只软壳蛋的。莫言获诺贝尔奖，证明了其一些作品的不凡，但并不代表他的所有的作品都在这个高度——也许达到这个高度的就那么几篇。譬如刘翔吧，2006年，以12秒88打破了保持13年的110米栏世界纪录夺冠，却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预赛中，因伤退出比赛，直到2015年正式宣布退役，再也不能超越2006年的好成绩了。英雄也有末路，江郎也会才尽，说到底，有成就的作家也是作家，作家也是凡人、常人。在当下，与莫言平起平坐的作家多了去了。莫言获得诺贝尔奖，是中国作家的必然，却是莫言的偶然。既然是偶然，比较就没了意义，诸如为什么不是贾平凹，不是余华，不是阿来，不是王安忆……都可以是，也都可以不是。村上春树获其他奖项无数，却连续将近十年“陪跑”诺贝尔文学奖。很少有人说他的作品平庸，但像《挪威森林》那样杰出之作也不多。村上春树也会偶尔下个软壳蛋的，这不足为怪。

汪曾祺华语小说奖的得主莫言、赵本夫、王安忆，都和汪曾祺本人有过密切的交往，莫言自谓，在三十多年前，在军艺文学系的课堂上亲耳聆听过汪曾祺的讲课，汪先生在黑板上写了六个大字“卑之无甚高论”。王安忆问汪曾祺“短篇小说是什么”，汪先生回答说，就是“将必要说的话说出来”。又问“长篇小说是什么”，汪老回答，就是“把不必要说的话说出来”。汪先生确为高人，连创作经验都是这样高妙，玄奥，犹如参禅一般，也许只有莫言、王安忆、赵本夫能懂。汪先生犹如高僧传道，芸芸弟子不是都能理会的。能悟得的便得道，也许莫言、王安忆、赵本夫悟性高，才得汪先生之真传，得汪曾祺奖那是衣钵所传，理应如此。

再回到杨光祖先生的文章。莫言不止是“归来的败象”，还因为“庞中华”，便“其俗在骨”，“一生无法清除干净”了。但是，莫言“鬼使神差”地获得诺奖，这玩笑可开大了，也许真的应了那句“大俗即大雅”——莫言俗到家了，也就雅到家了。其实，他的俗与不俗，我以为和“庞中华”无关；还是那句话，再好的母鸡也有下软壳蛋的时候。

有人劝作家对诺贝尔文学奖要有平常心，其实何止是作家，读者、编辑，尤其是编辑，也要有平常心。发现好作家，发现新的好作家，也许是文学刊物编辑更重大的责任，不要年年的鲁奖、茅奖，都是那几张老面孔。也不要等到一地软壳蛋，才心急火燎地去踅摸品优质良的母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