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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端平:今天我们应该怎样读诗?
日期: 2019-03-01 10:34 稿源: 文学自由谈

当今各种文学类别中,受到批判最多的当数诗歌。《文学自由谈》2018年第2期发表唐小林的《诗歌为何被带进沟里》,对某些著名诗人进行了严厉批评。其实,为何会产生那么多粗制滥造的作品,与接受市场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诗歌接受市场大体可以归类为纸质或电子出版、纸质或网络发表、自媒体和众媒体发表、读者(含专业读者)阅读。

无论是出版社、报刊还是网站,有什么样的经营方,就会刊发什么样的作品。一个低级趣味、每天想着用下半身攫取眼球的编辑,发出来的作品就可能与下半身相关。一位诗歌编辑曾爆料:“在诗江湖,某类人已经将文学杂志、诗歌选本办成了他的多人大床,在上面,我们只能看到丑陋的人形,惟独看不到纯粹的诗歌。”为了发表诗作而献身,是文学女青年的悲哀;哄文学女青年上床,则是“江湖人士”无良的表现。有人总结出诗坛九大乱象: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扑噜噜大小官帽满天飞、呼啦啦吹破牛皮露鬼像、瞎哼哼无病呻吟为写诗、牛混混诗歌不硬包装硬、腻歪歪拉帮结派画圈圈、恶狠狠假借评论乱骂人、色眯眯专向美女献殷勤、笑嘻嘻办赛编书敛钱财。九大乱象,说的是写诗和发诗的人,以诗图名利,心不正身歪,影子自然斜。

文坛中人忘了初心,不只害了自己和当事者,还虚掷资源,使真正热爱写诗、颇有才气的诗人难以出头。西川总结海子自杀原因之一即是“荣誉问题”:“和所有中国当代诗人一样,海子也面临着两方面的阻力。一方面是社会对于诗人的不信任,以及同权力结合在一起守旧文学对于先锋文学的抵抗。这不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另一方面是受到压制的先锋文学界内部的互不信任、互不理解、互相排斥。”“海子生前发表作品并不顺畅,与此同时他又喜欢将写好的诗打印出来寄给各地的朋友们,于是便有当时颇为著名的诗人整页整页地抄袭海子的诗,并且发表在杂志上,而海子自己都无法将自己的作品发表。”

相比其他文体,诗歌更加接近大众,相当部分人都葆有一颗“诗心”。很多业余写诗的从来不执着于发表——能发表当然好,谁也不会拒绝——写诗是真正的怡情养性或自娱自乐。这不就是文学的本来面目?当文学沦落为直接迎合编辑、间接迎合读者口味,也就失去了文学的本来面目!如今诗歌的状况,可以用两个“时代”来概括:一是“好乳时代”。号称先锋诗人的沈浩波真正的先锋性在于亮出“下半身”,正如唐小林所批评:“以沈浩波为首的‘下半身’诗人们,用‘暴露癖’的方式,掀起了中国诗坛大规模集体书写‘裤裆下那些事儿’的恶劣诗风,写诗几乎成了某些诗人描绘《春宫图》的‘竞技比赛’。”他的所谓代表作《一把好乳》平淡如水,毫无诗意,却被反复炒作,拿俗话来说就是“坐屎不臭”,有读者评价为“完全没有形象联想,又缺乏节奏感”,中国诗歌也差不多是从那个时候起走进了“好乳时代”,“恋好乳”者日增,艺术性每况愈下,泥沙滚滚,真金毫无。

诗歌的第二个“时代”是“吃瓜时代”。除了专业读者,相当部分普通读诗人对推动诗歌进入“沟里”,也是功不可没。因为受到报刊和评论影响,包括网络的吹捧,读者不再是读者,而是看客和听众——看到和听到的都是热闹,没有自己的丝毫主见,更遑论独立思考和安心欣赏。读诗就像吃饭,总相信人多的餐馆好,是一种懒惰的表现,不愿意去体验、思考。几乎是一夜之间,余秀华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据说《月光落在左手上》销量突破10万大关,成为20年来中国销量最高的诗集。读诗人成为吃瓜的群众,关注余秀华的“标签”——农村妇女、脑瘫、伤残、不幸的婚姻,甚于她的诗歌创作。不过,同为下半身爱好者的沈浩波,对这位后起之秀可不那么宽容,在微博上讥讽:“把苦难煲成了鸡汤,不是个好诗人,所以大众必会持续喜欢,热泪涟涟。眼泪这东西,确实是世界上最廉价的事物。”这看上去不免有点不通:凭什么你可以“好乳一把”,却不许别人“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

“吃瓜群众”对事情不了解,对讨论、发言以及各种声音持围观的态度,这也是相当部分读诗人对诗的心态。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认为:“人类对有些事情,比如性、八卦,比对国际争端等严肃话题的兴趣更大。这和人的原始欲望有关系,它们会让人产生兴奋感,产生多种引发愉悦体验的神经化学激素。这种看‘热闹’不仅带来心理满足,也带来生理满足。”“吃瓜群众”代表的无非是无责任、无判断、无担当的“三无”心态。“看热闹和他个人没有利益冲突,这正好可以满足吃瓜群众的诉求,比如填补空虚的内心、消磨时间,给自己找点事情干。”“吃瓜”式读诗人不懂得欣赏,没有耐性和心情读诗,只能“吃瓜”;而网络、微信上发表观点越来越方便,也助长了“吃瓜精神”。如今,余秀华已经成为强弩之末——中国诗坛向来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各自嚎叫三五天——那些吃过余秀华“瓜”的看客们,想必并不关心她是否能青春永葆吧!

很多读诗人被伪造情感所骗,或在伪造情感下读诗,将诗当成自己情感的宣泄。某诗人对小姐生存状况根本就不了解,其《映山红》表达的也无非是伪慈悲、伪同情:“丈夫不太做事/映山红就下了广东//以女人特有的方式/做起了我们认为很羞耻的事情//映山红寄回家大把大把的钞票/老公就用它们/在家养起了情人//映山红要回家的时候/都会打电话给老公/老公就安排情人暂时离开//每次回来她都很高兴/是她用自己的劳动/撑起了这个家/可儿子在父亲养情人的事上/对映山红一直保密//映山红又要回广东了/她坐在火车窗旁/看着丈夫和儿子越来越小的身影/她身子突然散了架一样/瘫倒在火车卧铺床上/。四处转发的某读者(也许只是个托)评道:出来卖的都有青春,而她似乎卖得差不多要色衰了,她还是坚持为家而卖,又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家,唯一要提的重点,孩子,他心里也可有可无这个妈妈,这才是崩溃点。这位读者恐怕读到的还是小姐的故事,更关心的是她们的生活,而不是诗本身。

考虑了太多诗外的事情、联想太丰富,也不利于正常欣赏诗作。一篇评海子《面朝大海》该不该进行中学教材的文章认为,该诗是海子死之前不久写的,所以诗里不只有青春和美好,还有更为重要的残酷和悲情。作者认为,前面诗句中有多个“愿”字,而“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只留一个“愿”,明显带有选择绝望的“死本能”的阴影。这种揣测和牵强附会,也真是醉人——所以,我强烈建议中国酒业引入诗评,从而增强酒水醉人的能力。因为“恋好乳”“吃瓜”而被遏制了欣赏诗歌能力的读者们,无形中推动了诗歌异常接受市场的发展。


(转自《文学自由谈》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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