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群

    3月19日，中国文联第十一届造型表演艺术成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孙伯翔成为继王学仲、孙其峰之后天津第三位获此大奖的著名书画艺术家。

    解读孙伯翔，其实是在解读由古往今的一种书法现象，也是在解读艺术探索行进中的价值取向。更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我们的艺术批评应该先读懂这个人，然后再解开其艺术外衣的纽襻，通过表面再达其胸襟。所以，解读其走过来的岁月履痕，观察其艺术的行进（或倒退）曲线，分析其内心的价值观艺术观，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孙伯翔的书法从出现的那一天起，似乎就不是一颗地区之星、地方之星。上世纪80年代，他纯之又纯的魏碑作品《正气歌》和“民族魂”三字惊艳全国，似乎从那时起，外地人对天津的书法有了这样的评价：重传统，有功底。

    然而似乎也是从那时候，孙伯翔开始了他的书法“突围”。

　　孙伯翔的书法经历了这样的四个阶段：鼓掌叫好→怀疑讥讽→接受赞许→喝彩称道。

　　孙伯翔的书风取向，换言之可谓艺术追求，正如他自己而言：“起于方正，行于温润，臻于清凉，不殁则求。”孙伯翔的人生经历，也是如股市，一度跌到人生谷底，然后缓慢上行，直至今日的牛市冲天。

　　哲言讲，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一滴水可以映进太阳。孙伯翔这样说，我把每个汉字都看成是一座建筑。他在2012年重写文天祥《正气歌》，皇皇十二屏，其中有四个“一”字，如此简单的汉字写得各有个性。诗中的每个字在这种理念下，都像一座完整的建筑物，这些放在一起就成了浑然一体的建筑群，蔚为大观。
　　书法就像盖房造屋，辛苦至极的“重体力”加“重脑力”劳作。生于1934年的孙伯翔，青年时代正赶上

    唯成分论”的年代，上学因富农出身遭拒，只能进到天津市区属服务行业，在那个连教授都扫街侍弄厕所的年代，遑论一个“黑五类”的后代。据孙伯翔的同事讲，因为他能写会画，单位让其记账管仓库，后来搞工会宣传。并非许多人传闻的“是刷澡堂子、收拾趿拉板（拖鞋）的”。孙伯翔对笔者说，就是做了那些工作又算什么？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和儿子睡在单位的库房。正是这样才验证了一句耳熟能详的古语“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说句最俗的话，英雄不讲出身。在最讲出身的年代，他出身富农，自幼才有条件读书写字赓延家风，才会有如此的童子功。正是那人妖颠倒的岁月，让他心无旁骛一心向学。坎坷是人生财富，贫困是人生动力，逆境能产生感悟，压制能产生弹力，那些“不堪回首”都成了孙伯翔至今引以为自豪的履历，津津乐道。

　　书法对于有志于此的书法家是艺术，艺术的基础需要技术（即技巧），打好基础更需要入门的路径，所谓“取法乎上”至关重要。孙伯翔的书法入门唐楷，这是明清以来毫无争议的路径。但他很快投入魏碑这清中后期炙手可热的书体中，这或源于当时京津的书风。仅以民国为例，天津的魏碑书法阵容强大，章用秀在《天津书法三百年》中说：“王襄、王世镗、陈钟年、华靖、薛锟、曹鸿年等人的书法则更多地体现出碑学的特点。”甚至连弘一法师早年也曾悉心临习过魏碑造像刻石。

　　天津有北碑之渊源，故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魏碑形成以余明善为领军的一批北碑书家。孙伯翔是北碑践行并在全国形成影响的佼佼者。值得称道的不是孙伯翔“入径之高”，而是他能“打进去”，而且再“打出来”。至今许多书法家苦闷焦躁的不是“打进去”，而是终身“打不出来”。

　　怎样“打出去”是书家必须思考的问题，孙伯翔从上世纪90年代已然思考并付诸行动。孙伯翔自言：初习唐楷，或有所得。后摹北碑，得从龙门开掘门径。七十余载流连云峰，徘徊龙门。这是他筑基、垒墙的过程，其北碑功底确有过人之处。北碑的方笔靠转锋、切锋和提锋来完成，观孙伯翔书写，真的像风扫残云般，笔画起落笔的方笔皆在不到一秒钟之内完成，不到百般精熟的地步根本不可想象。

　　他以几十年的刻苦和天赋筑造了可以安居乐业的“北碑”之屋，但是他要“打出去”。孙伯翔把“魏碑之屋”真的拆了，在70岁前后又重造了一个“孙氏童体”（本人为之取名），将本来方正谨严壮丽瑰伟的碑体打破，重塑一个朴拙、稚气乃至脱离欣赏轨范的字。

　　我们许多书家、画家爱从儿童书画里讨消息。未经过正规训练的儿童在书画“创作上”反而出现意想不到的奇趣，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这种无意识的得来和有意识的攫取绝对不一样，丰子恺先生在《儿童画》一文中说：“你倘仔细审视这种涂抹，便可知道这是儿童绘画的本能的发现，幅幅皆是小小的感兴所寄托。”这是一种本能的与生俱来的真性情，但是，我们成人艺术家缺少的恰恰是真性情。没了这种真性情，学童摹童都是伪天真假稚气，所以“返童”求拙求稚是件极难的事，故而存在极大的危险性。

　　孙伯翔的“孙氏童体”掀起了全国性的模仿热，在一片热捧声中当然会夹杂着不理解甚至谩骂之声。其实这并不奇怪，许多人接触的书法无非是欧柳颜赵，还有就是印刷体字，都是横平竖直大小划一工整规范的名家谱系字体。其实在篆、隶、楷、行上有大量的不规整、不合乎汉字规范的碑帖的无名氏书家，这些“非规范”汉字存留在汉碑北碑及大量的石刻砖刻中。正是这些东西才是一些大书家流连观摩摩挲体悟的艺术欣赏点突围点。明末大书家傅山说：“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俗格。”康有为之所以提倡北碑，北碑恰恰打破了唐楷的“俗格”，即大小如算子的一统格局。张大千曾说过这样一件事，民国时期日本书画会恭请清道人李瑞清到日本办书展，其即兴写了四种不同风格的北魏名碑参展，轰动日本朝野，为什么会有如此轰动效应？事实是清道人打破了唐碑楷帖学的千年走向，向人们展现了唐楷以外的“不规整”。

　　孙伯翔在十年前也形成了全国性的轰动，至今“孙氏童体”不乏传人，至今的全国书画展事和赛事上，依然能让人感到“孙风”劲吹。“打进去”靠勤勉，“打出来”靠胆识。胆识不是胆子大，是识见高的艺高人胆大。孙伯翔完成了书艺的第一次突围，占领了全国的制高点。

　　真正的艺术家是脚步一刻不停的探险家，在“探险”的过程中，才能走到人迹罕至处，得到旖旎风光。进入新世纪的孙伯翔开始了“碑帖合一”的跋涉，也是他的“温润”高地，进而再达到他认为的最高境界——清凉之境。

　　自谓“吾眼有神腕有鬼”的康有为，穷毕生之力研碑倡碑习碑，他言：“千年以来，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汉分、秦篆、周籀而陶冶之哉。鄙人不敏，谬欲兼之。”康有为要在中国书法的上下千年广征博采，将之熔于一炉。

　　孙伯翔对此也是“陶冶之哉，谬欲兼之”。在2013年12月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孙伯翔书画艺术展上，他的书风陡然一变，从“孙氏童体”上升为碑帖合一的“孙体”上来。从他书写的词句上可一窥其心径：“品酒醇醨异味，学书碑帖无町。”“胸系周秦金石气，心怀汉魏风骨情。”他最后归结成一句话，或许可以成为书法的哲学理念：万象皆点线，无处不方圆。

　　世间的万象在艺术家看来无非是点和线构成，书法艺术概莫能外；世间万物到处非方即圆，二者构成形体，书法的笔画起点、终点必是如此。在书法上有一个规律，温润委婉秀美俊丽的书法因之其圆；雄强浑穆峻厚奇逸的书法缘之于方。二者从清代以降一直有人苦心孤诣将之合并，以期鱼和熊掌兼得，但多是无功而返。孙伯翔一幅条幅透露了他多年的临帖“菜单”：“余从事书法于一生无所大成，然无一日懈怠。精力多投入北碑研习，传统书法上传下承，余亦遍临魏晋唐宋诸家，即钟繇季直表，王右军姨母帖、丧乱帖，颜鲁公多宝塔、争座位、祭侄文稿，苏子瞻寒食帖。诸家经典皆略有所获。然虽临无得者朱耷也。”魏晋唐宋诸大家几乎遍临，可见其用工之勤，功底之深，而且皆各有斩获。文后透露自己临写八大山人书法“无得”，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其他皆“有得”。朱耷，号八大山人，明代皇族，是中国书画的一个峰巅式的人物。《大瓢偶笔》云：“八大山人虽指不甚实，而锋中肘悬，有钟王气。”《画征录》说：“八大山人有仙才，隐于书画，书法有晋唐气。”八大的书画乃中国之凡•高，无人可及，临其书而“无得”是书家不打诳语的实话实说。

　　打开互联网，有关孙伯翔的信息评介评价不胜其多不胜其详。但是，解读他的书法必先解读他的心性和理念，日本人称手写的字为“肉迹”，中国人说“由字观人达性灵”，都离不开人自身的形而上。由人而书，由人而字，似乎就容易解读了。

　　孙伯翔的书法以龙门二十品筑基，其核心的核心是《始平公》。它是魏碑中笔势雄强笔力最重者，“雄重莫如朱义章（始平公）”。他把始平公刀切斧剁齐整般的方笔拿过来，在意想不到的笔画中突然展现，同时又将宋明的行草书札的细笔长笔的灵转引进，其实是运用了哲学上的矛盾统一观念。孙伯翔这样解释：“书画艺术当须多层面之矛盾，多层面矛盾最终要达到和谐之统一。艺术无矛盾不能称艺术，艺术不统一不能称艺术。”

　　如果说书法作品是矛盾的统一体，书家的每字基本皆能做到，像上紧下松、左敛右放、参差不齐、欹正不一，都是自设矛盾然后统一。孙伯翔的惊人骇胆之处在于，做别人之不敢做，想别人之不敢想。他的任何笔画的方圆欹正，都可以寻到历史上碑帖的影子，每一处皆有来历所以耐得住咀嚼，正是所谓的“点线的含金量”和“线条的穿透力”。孙伯翔书法大开大阖的同时保持字形章法新意，正所谓：别开生面预料外，不出方圆规矩中。这确是高于常人之处。

　　制造矛盾容易，解决矛盾达到和谐统一实难。“打出去”是书法家都明白的道理，如今许多书法家“打出去”的路径都像“东北乱炖”，把许多菜放进一个锅里煮：一番水煮气蒸后，依然红绿青黄分。你是你，我是我。时入耄耋的孙伯翔，以七十余年墨池坚守，于碑帖结合精研不辍，就冗理繁，苦无暇晷。让人纫佩的是，他不随波逐流，敢于“自我否定”，因而能领时尚风气之先。

　　解读孙伯翔，不是告诉大家如何“打进去”，而是分析他为什么凭什么“打出来”，成为新世纪书坛万众瞩目的明星。文末讲一个禅宗故事，以期各位“悟道”——

　　福州大中寺方丈有三个弟子，三个僧徒出外行脚修行，一个学得诗文，一个得来经纶之策，唯这个叫神赞的僧徒说没得到什么，其实他已得到了高师的点传。一日师徒在窗下诵经，一只野蜂乱撞纸窗想飞出去，神赞说有门洞开偏撞纸窗白费力气，作一偈道：“不肯出空门，投窗是大痴。百年钻故纸，何时才出头（即悟道）？”

　　有门不出而投窗，出不去，钻进故纸堆中不参不悟，必然也是，“出头”无日。这般参悟诸君有解无解？

    所以书山有径，书海无涯，书法家不是找到门就能“打进去”，推开门就能“打出来”，个中甘苦禅机只能“各有灵苗各自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