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自行车的著名作家杨润身

    要说精气神儿，在我脑海中首先会出现津门老作家、88岁高龄的杨润身。谁能比啊？功成业就的“老八路”作家，今日仍深入生活在日常起居不便的乡下。进入古稀之年以后，每年还都有数十万字的优秀作品问世。时下，他的第9部长篇小说《艰难的跋涉》，即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作家协会即将举办“庆贺杨润身从事革命文艺工作70周年暨《艰难的跋涉》首发式”。庆贺活动的主旨，最重要的就是在天津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攻坚战中，全市的文艺工作者要像杨润身那样，抖擞起拼搏奋进的精气神儿。

    晚年，要读懂一个福　　

    去年夏天，发生了一件使我心惊肉跳、时至今日仍有些后怕的事。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前夕，西柏坡博物馆要举办“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柏坡魂书画展”。我接到杨老从平山打来的电话，说：“请有名气的书画家，有个费用问题，他们没有钱，便找到我……”我一听就明白了，便说：“天津的书画家一分钱不要，作品全捐献，书画家出席开幕式的费用由我们市文联负责。”那天，我带领数十名书画家出席了在西柏坡的开幕式。没想到，在博物馆前广场举办的开幕式，酷暑难耐。许多老将军、知名人士抒发激情全都争先恐后，时间有些长，杨老又谢绝落座或中途退场。他在台上是神采奕奕，可刚进入博物馆参观时，突然休克了。大家吓坏了，我更是紧张万分。他是著名电影《白毛女》三个编剧中，硕果仅存的一位“老八路”作家，是津门的骄傲……经过抢救，他苏醒了，在医院里还惦记着展览。当时，我们执意劝他及其家属，一定要回天津。那里有他应该享受的高干病房和先进的医疗保障，起码应该回津调养一下。

    谁说也没用，他在农村正赶写长篇小说《艰难的跋涉》。他的子女说：“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多次，也怪了，他在农村一投入采访和写作，仿佛就能治病。”

    记得1958年秋天，他在平山县见识了“食堂吃饭不要钱”，目睹了农民怠工的所谓“共产主义生活”，憋着一肚子气，在一次学习中，也放了一炮。结果被定为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久，健康状况恶化，气得患了肝硬化、肝腹水。医生告诉他：“你这个病，是绝症。最多活不过两年。”杨润身在医院经过短暂休息后 ，即返回平山。家乡的沟坡丘陵、枣林温泉是他心灵的根据地，在那块熟悉的地盘上，他脚下有根，觉得温暖。他伏身在灯影下，把全部情感投入到写作上，短篇小说《王二小接闺女》在《人民日报》发表。随即一发不可收的创作势头，使他成为常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谋面的优秀作家。生命的奇迹伴随着他的笔耕不辍，使他步入了文学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

    没想到，一场浩劫降临了，他经历了九死一生。“文革”后期，他出了“牛棚”，落实了政策。大家劝他，年岁大了，该休息休息了。起码也应该养养身体啊！他说：“人需要补充营养，我的营养要在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我的生命就是写作。为老百姓树碑立传，是我的光荣和幸福。”

    他又回到平山，县委决定让他挂职县委常委。他自己“约法三章”：一是不享受常委待遇；二是小车不坐，送礼不要，私事不办，请客不到；三是下乡吃饭按规定付钱。

    他与农民朝夕相处，一起劳动，一起吃住，一起谈天说地，一起品味苦乐，同群众结下了血肉相连、情同手足的深情厚谊。他说：“我处处感受到父母之爱，乡亲之情。雨中，送我一把伞；雪中，拉我进暖屋；病中，为我煎草药；遇险，帮我渡安然……”从而，使他获得了不竭的生命活力和不尽的创作源泉。有一天，九庄的一个老党员眼含泪水找到他，诉说了时任村支书横行霸道、胡作非为的情况。他立即奔赴九庄，吃住在老乡家里。倾听农民的诉说和呼声，详细了解、掌握了这个“土皇帝”违法乱纪、欺压百姓的第一手材料。随即便把农民的忧虑、悲愤带到了平山县委。不久，便将这个欺压农民的村官拿掉了。杨老还以此事为背景，用亲历的体验和独到的感悟，写出了长篇小说《九庄奇闻》。

    还有一次，柴庄的农民对他说：“一切向钱看的风头儿、势头儿叫人受不了哩！应该破一破这风气儿，挡一挡这势头儿啊！”他即刻深入到柴庄，在搜集、采访了大量的事实资料后，奋笔写出了长篇小说《魔鬼的锁链》。

    平山县的农民们，把他看成是最可亲近、最为信赖、也最能为他们办事的作家。于是，在他的住处，每天都有不断涌来找他诉说心里话或告状的农民，最多的一天达30余人，依次挨个儿排队等候。杨老为此赔上时间，还要管饭，日夜不得消闲。他终于累倒了，可又不肯怠慢农民。县委领导实在看不过去了，含着泪关了他的“禁闭”——强行把他反锁在屋里让他休息。

    一个作家，有谁能与农民有这么深的感情啊？他一次次病倒回津治疗，一次次未等痊愈就又回到他割舍不下的农民兄弟之中，于是他的一部又一部作品也从他的笔端流淌出来。除了《九庄奇闻》、《魔鬼的锁链》外，还有《风雨柿子岭》、《白毛女和她的儿孙》、《天堂里的凡人》、《危险的火花》等多部长篇小说。另外，还有中篇小说《失落的“无价之宝”》、《实在王的悲欢》和散文集《每当我走过》等。人们不理解，“文革”后，他从年近花甲下农村，到今日耄耋之躯的三十余年，哪来的这种精气神儿呢？他说：“作家把群众的喜怒哀乐放在心上，是天职和本分，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写出人民的苦与乐，是对自己的安慰，也是一种人生的幸福。我如今虽然已88岁了，但只要能动，我就要享这个福。”

    人生，要认识一个我 

    他鄙视虚伪，崇尚农民的朴素和纯朴。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永远都是一个憨厚的农民形象。无论是出席党的代表大会、文代会、作代会、受中央领导接见、接待外宾……无论多么“正式”的场合，都是一身洗得近乎发白的灰色中山装。他从不穿西装，也从不掩饰自己农民式的喜怒哀乐。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电影《白毛女》的问世，使他成为了众人仰慕、炙手可热的名作家了。一次，他和一起参加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去长春电影制片厂参观。别人的穿着已经很时髦了，可他仍是对襟褂子、挽腰的大裤裆棉裤，粗布衬衣，大光头，一口冀中农民口音。厂方盛情接待，准备了丰盛的西餐。他进门一看，没劲，外国人怎么吃这玩意儿，而且又是刀子又是叉子的，拿这个东西吃饭，别扭。他转身就走，到门口一个小铺儿，吃了两屉包子。

    他的好友、黄世仁的扮演者陈强开玩笑地管他叫‘大老擀’。并劝他：“生活好了，该换换‘行头’了。”他舍不得，但可不爱财。电影《白毛女》和《探亲记》的奖金、稿酬近两万元，他一分不留，全部交了党费。那年月这两万元可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啊！

    在平山县百姓中有一传闻：别小看任何一个其貌不扬的普通老农民，有可能他就是中南海里的“座上客”，能直接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反映基层状况。所以，像杨润身这样的老干部在当地倍受尊重，每当县、乡干部调整、升迁，当地有关领导都免不了要征求这位挂职常委的意见。那些试图跑官送钱的人，便不断叩门，有的一送就是好几万元。每次杨老都非常气愤，连看都不看地将他们轰出去，并严词斥责说：“我绝不干所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下流勾当！”

    前些年，他的儿子、儿媳双双下岗，“文革”中插队的女儿至今仍在内蒙古务农，孙女又患病，负担很重。有人劝他：“您这种身份，找找天津市的领导或跟县里说一声，给孩子找个赚钱的差事吧。”可他认为：“我的孩子占一个岗位，别人就少一个岗位。”他不找任何人，并教育子女体谅政府的难处，鼓励他们自己解决困难。

    由于他长期生活在农村，掌握的素材、故事很多，自己岁数大了，写得慢。所以他很愿意把诸多“独家新闻”奉送给别的作家。如冯骥才写的短篇小说《石头说话》，其核心内容就是杨老提供的。这篇小说，后来被天津电台改成广播剧，还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当作品获得好评时，杨老从不向任何人显露提供素材的还有个“我”。

    他写的农村反腐败内容的长篇小说《危险的火花》出版后，有个人认为书中腐败的原型指的是他，便凶狠地扬言要劈了杨润身，杨润身听罢只是回以一笑，丝毫不考虑自己的安危。

    有个“腰缠万贯”的暴发户，慕名找上门来，说：“你写的文章影响大，给我写一篇报告文学吧，我给你钱。”杨老气愤地一指他，说：“你拿着钱出去，多少钱我也不为个人树碑立传。我不能出卖自己，我老杨，是一个大写的‘我’。”

    处世，要明白一个情

    在乡下，有一件小事让杨润身流泪了。许多人不信，因为谁都知道他是一个铮铮铁骨的硬汉子。

    1941年，他才18岁，就担任了剧团指导员。一次，在和日本鬼子的战斗中负伤昏了过去。战友们以为他牺牲啦，在撤退时匆匆将他掩埋了。第二天他醒来，扒开身上的土，没掉一滴泪，又追上了部队。

    “文革”中，江青在1968年2月21日“中央文革小组”召集的万人大会上说：“天津市有反革命‘黑会’、反革命‘黑戏’，他们妄图夺取文艺界的领导权。你们看过电影《探亲记》吗？希望你们看看。那是一台‘黑戏’。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修’到家了……这部电影的作者杨润身，是‘黑会’的积极分子，曾经出过5000元钱暗中资助……一定要把他揪出来！”杨润身大难临头，揪头发、坐“飞机”、抽嘴巴子、打棍子……一天死过去五六回。他没掉过一滴泪，再疼也不吭一声。在批斗现场，有人拍照，他就是不低头，不认罪，对着镜头怒目而视。

    下放到“五七干校”放羊，人们没见他发过愁，还经常哼着自己编词的平山秧歌调。他为了给思想压力大的“牛鬼蛇神”们做工作，想出的招都绝了。在放羊时，他说：“你们知道怎么在累的时候能解乏吗？大家注意，我表演一回。”然后他躺在地上打了一个滚儿，说：“驴、骡子，干完活儿，为什么在地上打个滚儿呢？为解乏，这样一滚就不累了。”所有的人全乐了，寓意太深刻啦！这是在嘲弄那些“造反派”不拿知识分子当人啊！大家心领神会地捂着肚子笑。

    这样的一个硬骨头、乐天派，为了一件什么事流泪呢？

    那年夏天，他到中贾壁村下乡。路上实在口渴，就拐进一片菜园，让老乡卖他两个西红柿。一听这话，人家就笑了，说：“买什么呀？您这么大年岁了，随便吃吧。”他吃完后，掏腰包，坏了！一个子儿也没有。便急忙折回县城，找熟人借来五毛钱，又回来还账。那位农民仔细打量面前汗流浃背的老人，动情地问：“您是老八路？现在，还真能碰到你这样的人啊！”一句话，杨润身流泪了，他痛心啊，现在有的干部破坏了干群关系，在给党抹黑；他激动，人们还留恋当年的老八路；他欣慰，自己没变，老百姓能慷慨地送给自己这样的一张“奖状”！ 

    他要求自己更苛刻了，农民发生争水纠纷他跑去调解，为双方立下“和解书”；青年人自由恋爱受到家长不合理干预，他苦口婆心地做思想工作，成全美满婚姻；路上遇到突然病倒的农民，他立即将病人送到医院；他乘坐长途汽车，主动给抱孩子的妇女让座；有一次，一伙山民因为争水双方动起了铁锹和锄头，路人畏惧不前。他扔下自行车，冲到人群中间，伸出双手，攥住了砸向对方脑袋的锹柄。厉声加以制止，平息了事态。之后，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帮他们圆满地解决了争端；在一个寒冬腊月，他在县城农贸市场看到一位脸色苍白、眼睛红肿的小姑娘。作家的敏感，让他了解到小姑娘因生活贫困而失学时，立即找到县教育局，为其免掉学费，让她重新回到了学校……

    近两年,和他相濡以沫的老伴儿病倒了,这使他很难过。他忘不了,这位生在西柏坡、曾多次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拉家常的农家姑娘，在他政治运动受冲击时给以强大支撑的战友，风风雨雨六十年的贤内助。

    他老伴儿姓闫，我有幸曾和她在一个单位工作了几年，是我们非常尊重的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老革命。她长年分管文化系统的老干部工作。喜欢我们晚辈喊她闫大娘，反对喊她闫老，她觉得喊大娘像一家人、亲切。我们这一代人，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开始学艺的。她看着我们一步步成长，我们也知道她许多令人敬佩的事迹。“文革”中，杨润身被关进“牛棚”，戒备森严。那些所谓“精明”的“造反派”在这位老革命面前，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她能躲过“造反派”的严密搜查，给老杨送信。鼓励老伴儿挺住：“活着回来！”“文革”结束后，她可以大度地对待凶狠殴打杨润身的人，但至今也不原谅自己的亲生女儿。这件事是我们所有认识、尊重她的人都非常痛心的。那年小女儿才15岁，在造反派的纵容下，她声明和父亲划清界限，并揭发“杨润身开黑会，企图谋害江青”。女儿当兵走了，她不送。女儿回天津了，她不让进门儿。女儿承认错误，各级领导、战友、包括杨润身本人，谁劝都不行。这位倔强的老太太认为：“一个老革命的家庭不能有这样的后代。”太痛心啊！我们这些做管理工作的干部，总觉得工作没做到位。事隔四十来年啦，应该让女儿回家啦！何况小女儿当初还未成年呢。

    闫老病倒了，但思维清楚。她最怕的是自己影响老伴儿写作，而杨润身又觉得妻子为自己付出的太多了，在市内的小女儿她不认，唯一的儿子负担也很重，自己应该伺候她。怎么办呢？夫妇俩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一起去农村。杨润身可以一边伺候老伴儿一边创作。在那次“柏坡魂书画展”中，我又看到了这位有着同样精气神儿的闫大娘。这对相濡以沫六十余年的夫妇，在农村悄悄地度过了俩人的“六十年钻石婚”。没惊动任何一个人，没增加一盘美味菜肴，他们是在享受自己亲手写下的美好文字中的美好境界，在美好的时代，来庆贺自己美好晚年的。

    杨润身说：“人，苦恼有苦恼的结局，乐观有乐观的收获。我情绪丰满，不思年老，制服苦恼，战胜疾病，还要写下去。”

    这就是我们天津老作家杨润身的精气神儿，这个精气神儿，是他源自深层次的对“福”字的理解和追求；对“我”字的坦诚和无私；对“情”字的修养和珍惜。在这种境界中，他自享其乐，并在不停歇的拼搏中，凝聚着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的永不懈怠精气神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