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关牧村 田丕津摄

    歌唱家关牧村就是有能耐，在今年的“三八”妇女节，她又一次被授予天津市“十行百杰”的荣誉称号。她从1970年参加工作即获得先进生产者起，至今整整40年，从未间断获得全国或天津市的荣誉称号，艺术上也不断地取得飞跃式的突破。当我在今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又一次看到她演唱《难忘今宵》的结束曲时，发自内心地赞叹：咱天津的关牧村就是有能耐啊！

    能耐，在磨难中锤炼

    1956年，关牧村刚满3岁，在北京某机关工作的母亲患了胃癌。一年后，同在北京工作的父亲又被打成“右派”，举家从北京被遣送到沈阳农村，以种地为生。政治上的困窘，生活中的艰辛，没有摧垮这一家五口。乐观的母亲，影响着年幼的小牧村。她的第一首歌，就是具有音乐天赋的母亲教她的：“青青的山，蓝蓝的天，青山下绿一片，麦浪滚滚望不到边……”饥饿、寒冷、贫穷，使母亲的病越来越重，经过向母亲原单位的申请， 1960年她和哥哥、弟弟不得不暂别关押中的父亲，陪伴着母亲来到天津落户。

    “到哪儿说哪儿，在一个院儿住就不是外人。”“你们娘儿四个不易，有嘛事儿言语。”关牧村一家经常得到热心肠的天津人的鼓励和帮助。母亲有时疼得大汗淋漓时，没钱买药，懂事的关牧村就用自己的小拳头儿给妈妈顶着。即便这样，母亲仍坚持教牧村唱歌，并把她送到少年宫学习。不久，天津市小红花艺术团吸收了她。小牧村回家后，既给邻居们唱，也给母亲唱。1963年母亲病逝，父亲回津做临时工照顾三个孩子。1966年父亲为了能从临时工转为正式工，独身随厂迁往了山西。又过了两年，哥哥也“上山下乡”离开了天津。

    13岁的关牧村带着11岁的弟弟挑起了生活重担。爸爸每个月勒紧腰带只留下10到15元的生活费，将剩余的25到30元全部给她和弟弟寄来。姐弟俩住在一间不到12平方米的房子，一张断了腿儿的床，被子全都露着棉花。不知有多少夜晚，她带着弟弟从运煤车路过的地方扫些散落在地上的煤末，做成煤饼生炉子；夏天买些便宜的蔬菜腌成咸菜，一直吃到来年春天；大白菜上市时，她去捡菜帮子、菜叶儿，回来蒸“团子。”

    天津人有嘛儿说嘛儿，老街近邻，谁家的事儿都是自己的事儿。住在一个大杂院，谁出去都不用锁门，只要向邻居说一声，回来后暖水瓶给你灌满了，煤球炉子封好了，有好吃的给你端一碗来。关牧村和弟弟就经常得到这样的照顾和接济。

    “村儿，你为嘛不去少年宫唱歌了？去！唱好了，也是报答你妈！” “去吧！你弟弟放学回来我们照顾。”磨难考验关牧村的意志和毅力，她没有放弃唱歌，在左邻右舍的热心人帮助下，每天早晨，她都坚持和同学们在海河边喊嗓子练声。

    可老天爷总是把不幸带给她，“文革”中，父亲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家中的东西全被抄走了，小牧村据理力争才要回来两床被子。父亲进了监狱，邻居们仍然没有嫌弃他们。当时，自行车就算一个家庭的奢侈品了，邻居们听说小关的弟弟为了省钱要去郊县买玉米粒回来自己碾面。便说：“爷们儿，骑我们家自行车去，你随便用。”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弟弟也把自己当爷们儿，每次从郊县回来，饿了，就嚼把棒子粒，累了，躺在公路边睡一会儿。回来后，姐姐总是把他那冻得像小胡萝卜一样的手，放在怀里含着泪给他暖着。有一次，关牧村回家后，看见桌上放着白米饭，便追问：“怎么回事？”弟弟看姐姐逼得急，这才说：“为了让姐姐吃一顿饱饭，我去卖血了。”说完姐俩抱头痛哭。

    除了邻居之外，牧村所在学校的领导、音乐老师也拿她当自己孩子。1970年，牧村即将初中毕业了，学校领导把她推荐给来津招考文艺人才的某建设兵团，他们听了牧村的一首歌之后，便决定录取了。可学校领导替牧村出面“拔闯”，提出：“她被录取还有一个条件，必须将她的弟弟一块带走，她家就这姐弟两个，妈妈去世了，爸爸……”结果，弄巧成拙，一切成了泡影。学校的音乐老师又领她报考天津音乐学院，又因政审不合格而不能被录取。记得，当时学校推荐她考了七个单位，都因为她是“反革命的狗崽子”而被无情地拒之门外。

    天无绝人之路，她所在学校的学工单位是天津钢锉厂。她在学工的休息时间给工人叔叔们唱歌，师傅们喜欢她。一打听，这个孩子这么可怜，马上表态：“她初中毕业我们要！”便破例将17岁的她招为学徒工，每月工资17元。还告诉她说：“有我们吃的，就绝不叫你们姐俩饿着!”1971年，也就是她到工厂的第二年，厂里又决定每月补助她生活费15元。并鼓励她说：“小关啊，抬起头来生活，我们认为你是好孩子。”

    在工厂，师傅们还都支持她练唱和演出，她的师傅姓许，每天都赶在她上班前早来，给她将机床刀具备好、加油，做好班前准备工作。待牧村到车间后，便豪爽地甩出一句：“都弄好了，早晨空气好，到后院儿去练声吧。”师傅爱抽烟，但从不在她跟前抽烟，怕对她嗓子有害；她病了发高烧，厂里的老大姐们“结伙儿”去她家烧汤做饭，一口一口喂她；天冷了，她们又来帮她拆洗被褥。除了生活上帮助她之外，大家经常对她说的一句话就是：“宝贝儿，要争气，长能耐！”

    能耐，在报恩中提升

    1975年父亲在从监狱出来，随后也“落实政策”得到了彻底平反。她也成为天津歌坛有影响的歌手了。伴随着她的歌声，其声誉、地位越来越高。有了能耐的关牧村，也有着典型的天津人的仗义，无论她多忙、多累，也都坚持看望她的师傅、邻居和启蒙老师，有心里话，还是同原先一样向他们倾诉。她和前夫因性格不和离婚了，7年之后的第二次结婚时，她向在北京工作的丈夫提出了唯一条件：可以不举行结婚典礼，不旅游度假，但必须陪我回天津看望我的师傅们。丈夫非常理解她、支持她，便陪着她到天津进行了一次挨家“认亲”的特殊典礼。

    关牧村说：“自己的这点儿能耐，离不开两位恩师，一位是曾在天津音乐学院工作的作曲家施光南，再一位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沈湘。”

    两位老师先后故去了，她除了利用各种场合宣传恩师，把自己的成就归功于恩师外，她认为，感恩的过程是不断提升自己的过程：“感恩是要不断地回忆、牢记两位恩师在教学上、在方法上要求的每一个细节，并时时提醒自己，还有哪些不足？还有哪些需要努力。”

    能耐，在向善中展示

    关牧村推掉了许多头衔和职务，而她最喜欢的是“慈善大使”、“环境使者”和“爱心大使”。

    所以，凡是天津市或全国性的义演、慰问、公益活动，几乎没有她不参加的，像心连心艺术团、送欢笑下基层、去老区、赴灾区、下部队、奔农村，即便是推掉有高额报酬的商演她也得去。她除了要用艺术回报社会，还把这些活动作为净化自己灵魂的课堂。在南昆铁路建设正酣时，国家有关部门组织一次以“文化列车”的形式沿铁路进行慰问演出活动。半路上她病了，一直打“点滴”，即使这样，她也从头到尾和大家吃盒饭，睡一样的铺位，参加所有的演出活动。返回时，主办单位规定主要演员可乘飞机回去，而她说：“都坐飞机，火车上就空了，那还叫什么文化列车呀?”她坚持在返程中继续演出。

    有一次她在外地演出，观众们热情地让她唱了一曲又一曲。回到招待所，正准备吃饭时，工作人员领来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太太。她上前拉住关牧村就哭，原来老太太毕业于北京一所大学，非常时期被下放到边远地区。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是关牧村的歌声给了她生活的勇气，这些年她一直心存感激。听到关牧村来了，她一早就来到现场，谁知人太多没有挤进演出场地，失望之余，坐在草地上伤心地哭起来。热心的工作人员就把她送到了招待所，于是关牧村连饭都没吃，就给她一个人唱，一曲接一曲，直到老人哽咽着说什么也不让她唱了为止。那个场面感动了在场的许多人。

    有一次，著名国画家韩美林来津出席活动时讲：“我和小关等人关系最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一个协会的，什么协会？简称‘弱协’，也就是‘弱智协会’。”紧接着他还“砸”了一“挂”：他说：“有一次我们几个‘弱协’的成员去吃饭，服务生问喝什么饮料，我们说有什么奶？服务生开始报，有鲜奶、酸奶、热奶、冰奶……姜昆‘砸挂’说：‘有猴儿奶吗？’关牧村认真地跟服务员说‘我要猴儿奶’！”这似乎是一个玩笑，但凡接触过关牧村的人都知道，她不穿名牌，不讲吃喝。但做慈善事业那真是毫不吝啬。希望工程，她资助30个孩子完成义务教育。有一年春天，关牧村去燕山的途中，在一个叫三叉沟的地方，遇到一群没钱上学的孩子。她默默地给这30个孩子提供了上学的费用。10余载后，其中最大的孩子考上了北京医科大学。现在，这个村通过她的捐助又建起了图书室。

    有一次，北京的一家“临终关怀医院”给她寄来一份由病人集体签名的贺卡，说喜欢听她的歌，她立即驱车前往。到了医院给他们唱歌，送他们歌碟和一批图书。从那以后她每年都去。后来她还建议把“临终”两个字去掉，改名叫松堂关怀医院。

    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她经过充分准备，认真调研，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特殊困难家庭危重疾病救助机制的提案》。多年来，她递交了许多提案，其内容基本上都是关注弱势群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