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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幽默”和相声的讽刺


2013-3-14 11:22:13 编辑: 来源:

作者:薛宝琨 

    相声讽刺的本义由于上世纪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倾向,以及“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已经渐渐远离并失去中国传统文化“合、和”的精神,以至时至今日人们仍把“温柔敦厚”的“讽刺”与情词激烈的“讥刺”混为一谈。误解讽刺为“匕首、投枪”、“迅雷、响箭”、“掀掉宴席和撕毁花环”,从而在“和谐社会”的今天一度思想彷徨手足无措,不敢也不会以“讽刺”为武器关涉生活,提出并回答当下生活中社会普遍关切的热点或焦点问题。以至使这一我们民族民间具有讽刺传统的喜剧艺术越发远离生活,甚至渐渐成为“说学逗唱”单纯表演的技艺。相声在文学观念上的失语和失臆,不由不使我们对中国人“软幽默”的内涵重新加以追忆、阐释或厘清。

    “软幽默”是中国幽默艺术的基本色调。既源自中国文化“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也源自华夏文明古老的“合、和”思辩哲学。前者强调温和宁静、婉约含蓄《诗》的特质,后者“合”即“盒也”,即天人合一的思想,把宇宙当作笼天罩地的一个整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互相渗透、振发、综合着。明冯梦龙在他的《笑府》序中说:“古今世界,一大笑府,我与若皆在其中,供人话柄,不话不成人,不笑不成话,不笑不话不成世界。”——“一大笑府”是一种整体浑元的喜剧观,每一人世间事物都可一笑了之。人的形象既阐释展现着时代和环境的风云,历史和文化的多种因素也塑造着人的性格。同时,“一大笑府”也是讽刺与被讽刺者平等的喜剧观。笑话人者也可以被人笑话,被笑话者也可以笑话人。平等而不是对立、平和而不是对抗——洗脸而不是杀头,这就自然润饰宽容着讽刺的锋芒。因之,“软幽默”并不只追究错误或缺失的个人责任,而更要挖掘形成其问题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由。而“和”则强调着诸多矛盾对子的思辩关系,在“中庸、中和、中正”的调试下,庄与谐、虚与实、主与从、刚与柔、浓与淡等诸多思辩原则铸就了中国相声“俗不伤雅的内容,谑而不虐的风格,咸淡见义的关系,似我非我的表演”等艺术特征,也产生着独具中国特色的“相声味儿”。

    中国的幽默艺术大体来自三条文化源流:一是民间笑话的讽刺传统,二是文人幽默的情感智慧,三是优伶表演的滑稽特色。民间笑话被称为我国幽默艺术的“乳娘”,其讽刺锋芒曾有过“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怒不可遏。但在华夏文化精神的浸润下逐渐形成了寓庄于谐的抒情方式,以正衬反的表现方法,虚中见实的概括生活的手段等特点。严肃的思想感情采取轻松愉快的抒情方式,不是钝化或异化了讽刺锋芒,而是因庄谐的对立及转化而更加锐化和深化了讽刺的效果。生活中喜极而泣、怒极而笑等情形正是情感和情感表现方式发生变形,采取相反相成手段的生动反映。以正衬反不仅把握住了否定人物的行为逻辑和表现特点,也反映了讽刺者轻松智睿的艺术手法,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常具有反面着笔的反讽效果。而虚中见实也是虚实相生的辩证法。“实者虚之”可以因艺术夸张强调而凸显事物的本质,不露指名道姓“对号入座”的具体形迹;“虚者实之”则以细节的真实展现人物的性格,言之有物并不空泛。虚实结合正是喜剧艺术要求之不牵强也不过度的恰到好处。   

    文人的幽默既在语言文字的智巧上,更在轻松、机智、含蓄的文学追求上。往往具有理趣结合、智中见志、风趣颖脱、手段丰富等长处。从而促成文野结合、雅俗共赏,以较高品位的幽默意蕴覆盖整个笑的艺术。    

    优伶始终卓立在艺术舞台。古优甚至是诸多喜剧艺术的源头或滥觞。“优谏”和“优谀”是优伶正反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态度。而“优谏”从来都是以统治者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言献策。不仅态度温和,手法也迂回曲折。他们的“顺势而攻”——以“顺其所好”的形式,接过对方的论据论点加以引申凸显,而“攻其所蔽”也并不直接指斥其错误不当,只是令对方在被放大的错误情境中自察,既给统治者以面子又不致给自己带来麻烦或灾难。这种“顺竿爬”的手法来自艺人的特殊禀赋和历史地位。于是,他们的见机而作和自我嘲讽也就形成了后世喜剧艺术绵里藏针、枪里加鞭等诸多艺术手法。这种“滑稽”显然有别于西方“丑自炫为美”的丑态展现,而成为中国本真意义的外丑内美、形丑实美。   

    相声是逗笑的艺术,娱乐是其基本功能。就是在市井生活和市民情趣的调试和整和下,上述三条艺术源流正在渐次汇为一体,沿着清浊合流、汰旧漓新、雅俗共赏趋势日新月异。但传统观念认为文艺不仅是表情达意的自娱行为,更且是“说理”、“言志”思想教育的武器。正是从教化的目的出发,孔子提出诗可以“兴、观、群、怨”。“怨”就是讽刺,对现实和时政的批评。为了使进谏和批评具有实际效果,孔子认为“谏有五,吾从讽之谏。”——“讽”正是委婉含蓄的规劝。他指出:“不谏则危君,固谏则危身。”这便要求融进软中有硬或软硬兼施的手段,将硬政治变成软幽默。以便“观风俗,知得失”体察民情调整政治杠杆。由此儒家“乐而不淫,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以及“俗不伤雅” 的主张便成为中国“软幽默”的重要尺度。南北朝时期《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在“谐隐篇”里提出:“古之嘲隐,振危释惫”的社会作用,并强调“会义适时,颇益讽诫,空戏滑稽,德音大坏”的严肃主张。他的“辞虽倾回,义归于正”——“辞倾义正”的原则,即形式可以是轻松谐趣的,但内容却必须是正经守则的,更是生动阐释了“寓教于乐”——教在乐之中而不在其外或其上的辨证关系。后世清代陈皋谟在他的笑话理论《半庵笑政》里更是以“笑品”、“笑候”、“笑资”、“笑友”、“笑忌”等诸多命题提出笑的品位、场景、情境等幽默理论,尤其指出笑不能违背伦理道德“刺人隐事”、“笑中刀”等民俗和审美原则。近世传统相声在几代艺人的辛勤耕耘下积累了许多成功的艺术经验,诸如化急切为蕴藉并不急赤白脸历数罪过直接指斥对象的理性原则;化物态为心态并不就事论事而是借讽刺对象折射在人们心理的反映曲折、间接、内敛地展示普遍的社会意绪;化讥刺为自嘲同时也把自己摆进去以幽默眼光审视自我等等,都是对“软幽默”有益的探索。   

    以上以斑窥豹之简略追溯,无非是唤起当今相声艺术复归传统文化的尝试,当然,相声与时俱进的步伐也应该吸收诸多当代其它讽刺艺术的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