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首页
天津市书法家协会
协会简介
协会章程
组织机构
协会活动
理论研究
精品展示
协会荣誉
教学培训
入会须知

书印兼修有自我 德艺双馨启后人

——略论孙其峰先生艺品与人品


2012-7-5 14:51:47 编辑:吕健 来源:本站原创

邵佩英

    在当今世界的人类文明活动中,艺术是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门类繁多,形式庞杂,光怪陆离,良莠莫辨。社会化、商业化、全球化的意识几乎渗透到各个领域,社会分工的过细也导致专业人才技能的单一和过分的纯粹。在文化艺术领域,全才型、综合型、复合型人才塑造的艰难,一直是困扰当今社会为何越来越缺少真正大师级人物的关键所在。一些评论家感叹,不仅是舞台艺术,各门类艺术均将进入后大师时代。在书画艺术界,能书画印兼修且同时具有很高水平的大师级人物越来越成为“国宝”了。孙其峰先生应该是这其中“国宝”级人物之一。

    孙其峰先生不仅在中国画领域是领军人物和艺术泰斗,而且在书法界也是一位成就斐然、影响深远的书法篆刻大家。他在青年时期就打下了良好的书法功底,曾在寿石工、罗复戡、金禹民的教诲下研习隶书《史晨碑》、二王行草和孙过庭《书谱》。后来又涉及金文、小篆和魏碑。诸体之中孙先生的隶书、草书造诣最高,其次是篆刻。

    一、 以汉碑为基、汉简增趣是其隶书创作之追求

    隶书发蒙于先秦,成熟于东汉,衰退于魏晋,徘徊于元明,复兴于晚清。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的振兴,带动了碑学的崛起,一改清初期帖学的单一垄断,走入碑帖共存、互融的新格局。汉碑也被再次“擦拭一新”,成为书法家们的“宠儿”。涌现出了像郑簠、金农、桂馥、邓石如、伊秉绶、陈鸿寿、何绍基、莫友芝、杨岘、赵之谦等隶书大家。他们风格各异,各树一帜,为隶书的再次崛起做了开路先锋。曾有人认为,隶书的风格与资源已被清人挖掘殆尽,今日隶书似乎无路可走。于是,有人把目光投向半个世纪以来新近发现的简牍、帛书等新资源,从中寻找新、奇、特、绝的艺术视角和艺术语言,以此打造隶书新风格并构建隶书新体系。在这艰难的探索过程中,的确有比较成功者,但也不乏有失败者、徘徊者和困惑者。

    孙其峰先生一直把汉碑作为隶书学习与创作的主要资源和范本。他并不认为汉代隶书碑刻资源枯竭,事实上我们今人并没有把汉碑完全“吃透”、“吃净”。清人学习的条件远远没有我们令人好,见到的碑帖也很有限。但清人却能从某一种汉碑中提取精华为我所用,形成自我风格。如同“二王”行草书永远也不会被人学尽一样。孙先生把传统看成是一个永远取之不尽的学习资源和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年轻时候就对《史晨碑》、《乙瑛碑》、《礼器碑》下过一番工夫。他在七十七岁那年还在临帖,一本《鲜于璜碑》临了又临。每次临帖都有新收获,都能从中悟出新的理念和感受。学习书法不能忽略读帖的作用,毫无领悟的苦练,不动脑筋的瞎写,都会白白搭上工夫不起作用。孙先生曾经把学艺者分为“苦学派”和“智取派”。他认为前者偏重于实干、笨干;后者偏重于巧干。他把自己归于后者。依笔者之见,孙先生是读帖时间多于临帖时间。他只临一遍《张迂碑》,就能分门别类选出相同字形的字,举一反三,事半功倍。这是孙先生的“巧”。

    隶书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容易入门、很难突破的书体。初学三五年便能写得像模像样,甚至有人头脑中就是“蚕头雁尾”、“雁不双飞”的一些概念,把隶书简单化、概念化。因此,大家经常能够看见,在一些一般性的展览或者非专业报刊上,有的人写隶书,没有真正临过汉碑却“敢写”,只是把汉字楷书写扁,再把某一主笔写成“|蚕头雁尾”,认为这就是“隶书”了。其实,隶书从篆书演化而来,是从古文字变为今文字的过渡时期的产物。尽管接近楷书了,但也有自身的结构特征和字形的衍变渊源。不懂得“隶变”是怎么一回事儿,不会写好隶书。

    孙其峰先生深通古文字学,又对篆书、篆刻精通,自然写起隶书来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先生不仅深谙汉碑,对铜镜、瓦当、诏版也颇有研究。孙先生有个习惯,喜欢经常翻各种隶书字典。经常对着字典“心追手摹”,从中体会各种字形结构的变化规律和特征,以此强化记忆,便于创作。因此,他的隶书在字形结构上变化多样,意趣盎然。孙先生的大字隶书追求博大的金石气象,神完气足;小字隶书既显中规守矩的庙堂之气,也具清新古雅的谦谦君子之风。

    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孙先生开始临习《居延汉简》、  《武威汉简》,从这些汉代墨迹中寻找意趣。他采取“挑肥拣瘦”、去粗取精的方法,糅入汉碑。在成熟的汉碑中加入“不成熟”的汉简,这在隶书创作上是一条“险路”。在隶书学习的取法中,简书应该是只可取意、不可取法的东西。由于简书大都为民间人士所书写,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不规范性。书写者文化程度又参差不齐,表现在技法上则是千差万别、有高有低。孙先生并不像有些人那样直取汉简,而是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即便是同样的清代隶书大家作品,孙先生也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和审美,选择了金农与陈鸿寿的隶书做范本。在隶书笔法上,孙先生强调隶书横势笔法的起伏波动,将汉碑点画的沉实与汉简线条的轻盈巧妙结合,通过提、按、铺、切、转等笔法,使笔锋运用自如地展现出隶书的多姿多彩和正大气象。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研究,孙先生的隶书风格已经达到炉火纯青、人书俱老的境界,成为在碑、简结合探索上的一位成功者。

    二、 恣肆洒脱、跌宕连绵是其草书之基本特征

    应当承认,草书是所有书体当中最难驾驭的,也是最能表现书法家个性、品格的书体,因此才会有“草圣”之说。草书最能体现书法家的审美情趣与情感宣泄,最能彰显书法家的基本功力与毛笔的驾驭能力,最能检验书法作品线条质量和美感的水平高低,最能考察书写者对章法构成的理解程度与技巧把握。

    孙其峰先生对草书有着深入的研究,他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研习王羲之、王献之行草书,还侧重对孙过庭《书谱》的临摹。他写的草书,以中锋行笔为主,严格按照草书的用字规范,用笔恣肆洒脱,使转灵活跌宕,一气呵成。

    究其原因,孙先生有着无可挑剔的绘画功底,有着深刻扎实的临帖功力,加上“以画入书”的自然结合,以及对章法构成的丰富经验。因此,他创作的大幅草书作品能够气势磅礴,自然流畅,即便是小幅草书作品也能做到神采飞扬、活泼可爱。在对草书的论述上,孙先生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将《书谱》的字形、用笔进行分析,变孙过庭草书中的侧锋为中锋,圆转与排叠并用,使草书的线条连绵有序,节奏感强,作品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孙先生还擅用“绞锋”使转,使线条饱满并富有张力。孙先生写草书不是随意在纸面上盘绕线条,而是注重草书原本目的的“简”——简便,简化,简略,简约,简洁;也注意了草书的“草”——率真,连绵,萦带,迅捷,飞动。正所谓“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草书的“符号化”表现比其他书体强烈,书写时的准确把握显得尤为重要。稍有迟疑或书写不到位就会被“误读”。少拐一个弯,多了一个折就可能是另一个字。这就要求作者书写前真正做到“胸有成竹”、“意在笔先”,下笔时果断、娴熟、利落。

    “线条”一词来自西方绘画,中国古代书论中一般称之为“点画”、“笔画”。它的质量好坏,往往决定着字形是否生动,是否具有生命意味,同时也蕴含着很多附加其上的文化气息。孙其峰先生草书的最大看点,是其线条的流畅、气势的跌宕和用字的精准。中锋行笔,连绵盘绕,如行云流水,神采飞扬。刘熙载曾言:“凡书,笔画要坚而浑,体势要奇而稳,章法要变而贯。”他还说:“移易位置,增减笔画,以草较真有之,以草较草亦有之。学草者移易易知,而增减每不尽解。”当代草书家甚多,国展上草书作品占了很大的比例。虽然在创作上也很注意章法的构成,然而增减笔画特别是“减”笔画把握的技巧并不是让人满意。孙先生除了使用“简”笔,就是“减”笔。二者不同又有联系,“简”是内涵,“减”是外在;草书通过“减”的形式,达到“简”的目的。

    孙先生学习草书采取“集草书字符”、 “临草书字典”的方法是很管用的,尤其对画家最为实用。画家写字、临帖的时间相对减少,要来的快、写的准,怎么办?大量临习草书字帖有些为难画家了,翻翻字典,记住一些字的草法,应该管用。孙先生也很希望年轻的书法家们在写字的同时画一些画,这样能够提高书法线条(笔画)的质量,丰富书法的笔法,使艺术的表现力更为多样性。

    很显然,孙其峰先生的草书在当代是属于一流的。他对草书的理解很到位、很深刻。他的创作意识和创作手段必将为年轻一代的书法家所借鉴。

    三、取法高古、师法秦汉是其篆刻之基本面貌

    由于青年时代对篆刻艺术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孙其峰先生曾先后从师于寿石工、罗复戡、金禹民诸先生,并对战国古玺、秦汉印章、明清流派印均有涉猎,以秦汉印章为主攻方向,下过一番功夫,且成为孙先生多年来在篆 刻艺术上孜孜探求的基本面貌。

    孙其峰先生的篆刻有其强烈的个性色彩和执着追求。他取法高古,不仅对古玺文字心追手摹,而且喜爱肖形印的临仿与刻制。为刻好古玺印,孙先生还对商周金文、古陶文等进行过研究、临摹。因此,他的篆刻中有很多古玺风格的作品,同时还能见到十二生肖印章。前者气息高古,朴茂苍浑;后者生动有趣,栩栩如生。

    秦汉印章是篆刻史上一座丰碑,“印宗秦汉”一直是篆刻学习者的座右铭,然而这些年好像被动摇和颠覆了。今天的印坛表面看好像是取法多元化了,追求个性化了,风格多样化了。冷静观察却发现在创作上有些极端化的倾向:要么粗制滥造,蓬头垢面,说是“写意”风格;要么精细过度、如同公章,说是“工稳”风格。以前那种古玺风格、秦汉官私印风格、封泥风格,以及明清诸家流派印几乎无人问津了。

    孙先生则始终如一地坚守“印宗秦汉”的理念,并矢志不渝地实践着、探索着。尽管他很谦虚地说“动刀不多,用脑不少”,但孙先生常常“画印”并取得很好的效果。孙先生喜爱“画印”,一方印稿要画若干遍,有了最佳的设计才肯挥刀镌刻。据他讲,为了刻一套十二枚生肖印,居然画了整整两本印稿。同时,孙先生在篆书方面多有涉猎,又更加促进篆刻艺术的提高和形成,正所谓“印从书出”。

    四、德艺双馨的大家,和蔼可亲的长者

    他艺术修养全面,传统功力深厚,创新意识强烈。其艺品、人品为全国书法界所敬仰。孙其峰先生曾经担任中国书协第一、二届理事会理事,中国书协天津分会副主席。对推动当代书法艺术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积极的作用。

    先生在艺术创作上提出的“不泥形似,不离形似,貌离神合,似非而是”的主张深得书画界赞赏和认同。他提出处理艺术上古今关系遵循“学古人要挑肥拣瘦、借古开今”的原则;处理主客关系遵循“去芜存菁,以我为主”的原则;处理中外关系遵循“吸收消化,壮大自我”的原则;强调“艺术最终是为人的,不是为我的”。这些名言名句,成为今天书画界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送给年轻书法家们的警语箴言。

    前不久,笔者陪同天津书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张建会,前往万科新城紫藤苑拜访了孙其峰先生。先生是一位和善、可敬、慈祥的长者,一见面没有任何客套话,更没有大家、大师的“架子”,而是直入主题——书法和绘画。他拿出刚刚创作的一摞画稿,一张一张地讲给我们听。说这张是用楷书笔法“写”的竹子,那张是用行书笔法“写”的兰草;这一笔有什么意趣,那一笔有什么来历,与书法有何关系……如果不是生怕孙先生年事已高,生怕老人家累着,我们真想一直听下去。听着大师经典、精辟的语言,真是一种享受,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对我们的书法创作、国画学习大有裨益。

    孙先生看了笔者的篆书,提出非常中肯的建议。他强调,篆书千万不要写唐代的李阳冰篆书。那没有风格,那是规格。整齐划一,毫无生气。学习篆书还是应该在清代的篆书大家中选取某一家。

    孙先生建议我们都要学习国画。他说,你们搞书法很多年了,对线条、笔法锤炼都很成熟了,不画画太可惜了。你们在协会工作,事务性工作很忙,要学会挤时间,学会“巧”取“毫”夺。我在美院那个时候,既要负责学生国画的正常教学,又要管理学校的行政事务,没有时间专门学习书法,怎么办,有一点时间就“巧”取,翻字典,记住某个字的写法。一丝一毫的时间都要充分利用。毕竟已是九十岁高龄的老人了,孙先生讲话时间一长就干咳,我们实在不忍心,不得不劝先生少说话了。我们向孙先生深深鞠了一躬,表达对先生的无比敬意和感激。临走,先生一再叮嘱我们不要间断画画,说“下次来我要看看你们的画,给你们批改作业”。多么可敬的大艺术家啊!

    孙先生虽年事已高,却时常关注社会,关注民生。无论赈灾义卖,扶危济困,还是助残捐款,都能见到先生的名字和精湛的作品。先生助人为乐、自得其乐的崇高美德,为后学和弟子们从艺做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我们由衷地祝愿孙其峰先生健康长寿!

  (邵佩英,1962年7月27日生与天津汉沽。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篆书委员会委员、天津市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