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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化背景下帖学书法的复兴


2012-7-5 14:44:37 编辑:吕健 来源:本站原创

杨建军

    内容提要:书法发展到当代,碑学末流已经表现出狂怪丑陋的没落之势,而帖学的中和之美与和谐的时代背景甚为契合,帖学的复兴悄然来临。传统帖学在当代的复兴所形成的“新帖学”,正以崭新的姿态崛起于书坛,构成了当今书法的新格局。

    关键词:帖学 碑学 新帖学

    帖学从宋代淳化阁帖的刊刻开始到清代中期,在漫长的发展旅程中,她有过辉煌,也有过低谷,但帖学一直是书坛的主流。到了清代,帖学日渐颓危,碑学应运而生,成为近二百年来书坛的宠儿。然而,书法潮流发展到今天,碑学与帖学的消长正在发生着某种根本的变化。时代背景的历史转换,书法艺术的内在发展与审美取向的不断转变等种种内外因素的整合,朝着有利于帖学发展的方向发生了重大改变,帖学又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古老的帖学又焕发了崭新的生机。

    如今,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之下,“和谐”成为时代的主题,和谐稳定的时代呼唤平和雅正的书法风尚,这就为帖学的复兴提供了难得的时代机遇。众所周知,和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质,我国自古就有“和实生物” 、“和而不同” 、“和为贵” 的哲学理念和伦理规范。作为表现中华文化特质的书法艺术领域内,千余年来薪火相传的帖学书法正是在不断演绎和逐渐丰富着这种“违而不犯,和而不同” 的艺术理想,最终达到真善美和谐统一的中和祈尚。这种中和的哲学理念具体落实到书法艺术的发展体系中,主要表现在刚柔、动静、文质、方圆、奇正等多种对立因素的交互共融,从而展现出“圆而且方,方而复圆,正能合奇,奇不失正,会于中和,斯为美善” 的艺术境界和“进退宪章,耀文含质,推方履度,动必中庸” 的哲学高度。

    在审美品格上,帖学和谐书风主要表现在平和、雅正、自然、精到,同时又兼顾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艺术拓展的空间极为自由和广阔。这主要归功于书圣王羲之的历史创造。帖学的主要取法对象是魏晋二王,其中又以书圣王羲之为主,而王羲之等书家所确立的审美风尚就是一种以中和为特色的和谐书风。正如孙过庭所说“右军之书,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王羲之的书法风范和中国哲学精神甚为契合,这正是以王氏书风为圭臬的帖学传统成为中国书法主流的内在原因;从现实的形势来看,王羲之所代表的帖学审美理想与当代艺术取向本质上协调一致,传统帖学必将在当代文化的审美需求之下,以其崭新的姿态塑造出代表着时代特色的书法风格。

    帖学书法以中和为本,崇尚雅正之风,必然排斥诡怪恶俗之书。因此,在和谐健康的时代审美的要求之下,当今以险怪为能事,以丑怪相标榜的碑学末流必将遭到时代的规范和调整,甚至是淘汰。回顾历史,我们知道,碑学兴起的时代因素与清代的颓危国势密不可分。清代中晚期国运衰微所激发的奋发图强的民族心理和求变思想对书法艺术风尚发挥了巨大作用。“书学与治法,势变略同” ,与奋发振奋的民族精神相呼应,当时睿智的书法家与书法理论家们自觉或是不自觉地选择了这种具有雄强之美的碑派艺术风尚。魏碑书法那种原始的野性所表现出来的粗放的、雄强的、充满活力和新鲜感的书法特色,一下子抓住了当时民族心理之中的那种难以抑制的民族冲动。

    书法发展是属于特定的历史时代的。动荡的年代,造就雄强粗放的书法流派;和平的时期,需要雅正精到的艺术风尚。因此,时代背景的转换,使得碑学在更广阔范围内的失去了社会存在的基础。正像清代中晚期帖派书法的末流所导致的柔美、僵化、萎靡的书风显然有悖于一种动荡激进的时代一样,当今碑学末流狂怪粗俗的种种弊端也已经明显与这个欣欣向荣的时代格格不入了,因而极其自然的遭到了不满和摒弃。

    当今,书法审美的艺术取向已经与二百年前截然不同,平和雅正的书法风格已经成为和谐时代的审美要求。综观千年帖学书法的发展轨迹,中国书法的历史证明:在一个新的时代或朝代初期,社会生活发展趋于承平与稳定的时候,就是魏晋二王书风备受青睐的时候,比如唐初、宋初、元初、明初、清初,无不如此。考察当今书坛,已经由上世纪80年代书法复兴初期开始的呈现普遍热情的魏碑与明清调粗放型书风,逐渐转向具备专业理性的精工雅正的书风转变,以魏晋二王为代表的典雅书风逐渐成为时代的审美取向和取法目标的主流趋势。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历史进程必将推动我国文艺事业全面发展繁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伴随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以平和雅正的和谐书风为代表的帖学是中国书法艺术的主流,因此也必定迎来她的复兴和辉煌。

    帖学的复兴是时代的要求,除了当代审美取向的转变之外,碑学自身发展的深刻危机也刺激了帖学的再度振兴。在二百多年碑学磅礴发展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碑学大家,创作了不少经典的艺术作品,为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由于时代的需要、社会的转变,特别是书法自身的演进,碑学的发展势头已成强弩之末了。他自身诸多弊端已经越发明显了。

    碑学发展二百多年来在当代所产生的危机主要表现在原本雄强古朴的书风,愈来愈走向狂怪丑陋,甚至造成了书坛上以丑为美的丑书大行其道的奇怪现象,从而也引起了书法审美思想的混乱不堪。如果说,清代帖学的没落是由于其艺术精神的萎靡不振,那么,当代碑学的瓦解则是由于其审美取向的狂怪丑陋。当今碑学末流的书法创作,具体来说,大多用笔粗糙造作,刻意模仿刀味石趣,失去了自然的笔性,结体夸张变形,章法混乱狂躁,造成了两千年来毛笔书写所积淀的技法体系的破坏和缺失。他们大都轻视经典作品和技法传统,强调雄强之风以至于剑拔弩张,标榜古朴之美进而摈弃传统规范,试图颠覆魏晋一千余年所形成的艺术风范和文化成就,表现出艺术胆量的盲目自大心理和对书法历史的虚无情绪。

    碑学书法末流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倾向和弊端,其形成的源头要追溯到碑学兴起时对帖学的矫枉过正所导致的过激情绪和求奇心理,可以说,在其一开始就埋下了祸根。从碑学取法的对象来看,佛教造像记、碑刻、摩崖、墓志,一是书写水平不高,二是镌刻刀法不精。“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 大多数魏碑作品都存在技法拙劣,制作粗糙的毛病。然而,碑学家们出于对帖学的矫枉过正,并没有清醒地看到这一点,一方面在理论上盲目拔高魏碑,比如康有为说“魏碑无不佳者”;另一方面,反而更加欣赏这种粗放书风所表现出来的自然、率真、质朴的金石气息。时至当代,在求奇创变的思想指导下,与偏执一端的艺术追求中,取法范围进一步民间化和取法倾向的进一步无法化,导致帖学的末流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失却了“度”的规范而似脱缰的野马,从雄强到粗放终至失控。

    可以说,当年清代碑学的兴盛,主要得力于学术风气的巨大支持。然而今天,学术与艺术交融互补的融洽关系渐行渐远,日渐分离,因此,当代碑学失却了学术理念对艺术发展的直接思想支撑;同时,金石碑刻的出土也大不如从前,很难形成气候,进而消弱了对碑派书法的物质支持,使魏碑师法的空间逐渐固定和僵化,淡化了碑学兴起之初的那种新奇的审美刺激。当代碑学的命运如同清代的帖学一样,在众多的书法创作者和欣赏者中也产生了一种审美抵触和审美疲劳双重心理情绪。当代的碑学,已经没有了二百年前那种得天独厚的时代基础,逐渐走向狂怪与没落。

    当今碑学发展危机的深层原因最终来自于文化底蕴的单薄与缺失。应该说,传统文化氛围的消弱使最具中国民族特色的书法艺术失去了深厚的人文滋养,而碑学取法对象文化内涵的相对浅薄,就使得这种滋养书法艺术的文化土壤愈发显得贫瘠和衰弱。从清代晚期一些碑学大家的创作成果来来分析,由于他们具有比较扎实的帖学功力和相当深厚的人文素养,能够非常自然的调和与化解民间碑版的不足,因而,他们所开拓的独特书风避免了碑版的负面作用进而充分发挥了雄强古朴的艺术美感。然而,由于近一百年以来,书法艺术所赖以生存的传统文化氛围的缺失,以及毛笔退出实用舞台的影响,使当代书家们已经没有了清代那批碑学大家的帖学基础与人文修养;同时,碑学书家赖以师法的北魏作品,大多数出于民间乡里,书写者往往社会地位低下,文化层次不高,这一点,与近千年来以大量文人为创作主体的帖学所积淀的文化含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在碑学的艺术空间里继续恣肆施展的时候,碑学本身的不足就极其自然的放大在笔端了。

    一阴一阳之谓道,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阴阳不但转化的从而向更高一个层次迈进的过程。在和谐的时代背景下复兴的帖学,在追求和谐书风的进程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与时偕行”,也就是“因时而变”。在当代复兴的帖学已经与传统帖学存在了诸多的不同。当代帖学审美风尚的平和不是平庸,当代帖学的复兴不是回归到清代帖学末流的柔媚、僵化、呆板,而是有了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我们可以称之为“新帖学”。

    从物质层面来体察,由于现代科技的进步,刻帖失真的不足得到了相当的弥补,新帖学的师法对象更加真实客观,师法空间更加广阔自由。首先,照相、印刷等现代科技的广泛使用,使原来为皇室和极少数收藏家所垄断书法墨迹,化身千万,进入寻常百姓家, “碑帖之剜剥已甚,翻刻失真,诚无足取。然近世印刷之术日精,凡真迹佳拓,摄影制版,不爽毫厘,且价值低廉,不难购置,所谓剜剥已甚,翻刻失真,已不足为晋帖唐碑病矣。” ;其次,信息交流也开阔了人们的书法视野,比如王羲之的《丧乱、二谢、得示三帖》、《孔侍中帖》、《频有哀祸帖》等帖,唐代开始流流传于日本,今日国人有缘得见,加深了对王氏书风的把握;还有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出土文字资料的增多,比如楼兰残纸、西凉文书的发现,也为人们探究魏晋书风的真实面目提供了可贵的资料。总之,大量的宋明刻帖结合以逼真的墨迹印刷品、广泛传播的网络图片和珍贵的出土墨迹,为探究魏晋书风的本来面目,再发掘与再发展帖学的提供了诸多的有利条件,能够更广泛深入的纵观帖学一千余年众多杰出书法家的作品,从而深入探求书史规律,把握帖学发展脉搏。

    从审美风格角度来看,随着现代书法理论研究的深入,对帖学审美范畴有了更加理性而全面的认知,帖学的审美风范具有中和雅正基础上的阳刚与阴柔并存的丰富内涵。纵观帖学发展我们发现,清代帖学末流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萎靡不振的阴柔小巧拘谨僵化之风,并不是帖学的精华与全部。一方面,帖学宗师王羲之本人就兼具阴柔与阳刚之美,晋书评其书风比较全面“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其中矫健与飘逸就分别属于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不同审美范畴,梁武帝评其“字势雄逸”,就更看重他的阳刚之美。我们现在看其《丧乱帖》,就能体会到这种雄逸之风。另一方面,帖学在一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除了产生一些像智永、虞世南、蔡襄、赵孟頫、董其昌等书风倾向于阴柔之美的书家,同时也造就了不少如王献之、颜真卿、米芾、黄庭坚、祝允明、王铎等书风表现出阳刚之美的书家。因此帖学的审美内涵是极其博大和丰富的。实际上,帖学本身比较完备的系统内部就具有相对灵活的自我校正和自我更新的能力,针对明代前期帖学的低迷窘境而诞生的明晚期轰轰烈烈的个性浪漫书风,就是帖学内部自我更新与调节能力的最好表现。

    从艺术精神角度来看,帖学发展需要的是艺术勇气与艺术热情,清代帖学的之所以衰落,其根源就在于艺术精神状态:创作精神萎靡,是探索艺术精神的衰微,是主体精神的减弱,是创作激情的缺失。当代新帖学,由于情势与时代所变,书法家们具有高涨的艺术精神,这种艺术精神的来源:首先,社会全面的蓬勃发展的时代氛围提供了奋发有为的大背景;其次,艺术思潮的异常活跃与主体精神的不断张扬,尤其是西方艺术体系与审美观念的冲击与影响,大大开阔了当代书法家的艺术视野和创作方法;最后,还有近二百年碑学兴起帖学衰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当代书家们能够更加理性的继承和发展帖学,扭转清代帖学末流艺术精神萎缩裹足不前的局面,从而放开手脚全面而深入的汲取与发挥一千多年来帖学博大精深的内涵与潜力。全面把握对帖学的历史演绎规律,对传统经典技法体系和风格范型有了深层次的理解与把握。

    总之,新帖学书法创作观念的转变,主要在于艺术精神的独立,主体意识的增强,这是新帖学与传统帖学最本质的区别,她更重个性、重创新,艺术性更强。新帖学与碑学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创作方法的转变和文化含量的增加,她以帖学悠久的历史积淀作为艺术底蕴,雄厚的经典传统作为取法对象,表现出她的历史内涵更为深厚和久远。当代帖学,凭借现代科技对扩大帖学空间和艺术视野的积极作用,依托现代书法理论的深入研究,更加理性全面地认识刚柔并济的中和审美内涵,深刻反思二百年来碑兴帖衰的经验教训,深入挖掘一千年来帖学的艺术内涵与传统规范,发挥现代艺术家可贵的主体意识和创新精神,将现代艺术精神以传统艺术功力有机结合,创造出符合时代特色的崭新的和谐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