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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叫天津人的精气神儿——话说老作家杨润身

孙福海


2010-5-31 10:22:52 编辑:吴迪 来源:本站原创


骑自行车的著名作家杨润身

    要说精气神儿,在我脑海中首先会出现津门老作家、88岁高龄的杨润身。谁能比啊?功成业就的“老八路”作家,今日仍深入生活在日常起居不便的乡下。进入古稀之年以后,每年还都有数十万字的优秀作品问世。时下,他的第9部长篇小说《艰难的跋涉》,即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作家协会即将举办“庆贺杨润身从事革命文艺工作70周年暨《艰难的跋涉》首发式”。庆贺活动的主旨,最重要的就是在天津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攻坚战中,全市的文艺工作者要像杨润身那样,抖擞起拼搏奋进的精气神儿。

    晚年,要读懂一个福  

    去年夏天,发生了一件使我心惊肉跳、时至今日仍有些后怕的事。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前夕,西柏坡博物馆要举办“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柏坡魂书画展”。我接到杨老从平山打来的电话,说:“请有名气的书画家,有个费用问题,他们没有钱,便找到我……”我一听就明白了,便说:“天津的书画家一分钱不要,作品全捐献,书画家出席开幕式的费用由我们市文联负责。”那天,我带领数十名书画家出席了在西柏坡的开幕式。没想到,在博物馆前广场举办的开幕式,酷暑难耐。许多老将军、知名人士抒发激情全都争先恐后,时间有些长,杨老又谢绝落座或中途退场。他在台上是神采奕奕,可刚进入博物馆参观时,突然休克了。大家吓坏了,我更是紧张万分。他是著名电影《白毛女》三个编剧中,硕果仅存的一位“老八路”作家,是津门的骄傲……经过抢救,他苏醒了,在医院里还惦记着展览。当时,我们执意劝他及其家属,一定要回天津。那里有他应该享受的高干病房和先进的医疗保障,起码应该回津调养一下。

    谁说也没用,他在农村正赶写长篇小说《艰难的跋涉》。他的子女说:“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多次,也怪了,他在农村一投入采访和写作,仿佛就能治病。”

    记得1958年秋天,他在平山县见识了“食堂吃饭不要钱”,目睹了农民怠工的所谓“共产主义生活”,憋着一肚子气,在一次学习中,也放了一炮。结果被定为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久,健康状况恶化,气得患了肝硬化、肝腹水。医生告诉他:“你这个病,是绝症。最多活不过两年。”杨润身在医院经过短暂休息后 ,即返回平山。家乡的沟坡丘陵、枣林温泉是他心灵的根据地,在那块熟悉的地盘上,他脚下有根,觉得温暖。他伏身在灯影下,把全部情感投入到写作上,短篇小说《王二小接闺女》在《人民日报》发表。随即一发不可收的创作势头,使他成为常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谋面的优秀作家。生命的奇迹伴随着他的笔耕不辍,使他步入了文学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

    没想到,一场浩劫降临了,他经历了九死一生。“文革”后期,他出了“牛棚”,落实了政策。大家劝他,年岁大了,该休息休息了。起码也应该养养身体啊!他说:“人需要补充营养,我的营养要在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我的生命就是写作。为老百姓树碑立传,是我的光荣和幸福。”

    他又回到平山,县委决定让他挂职县委常委。他自己“约法三章”:一是不享受常委待遇;二是小车不坐,送礼不要,私事不办,请客不到;三是下乡吃饭按规定付钱。

    他与农民朝夕相处,一起劳动,一起吃住,一起谈天说地,一起品味苦乐,同群众结下了血肉相连、情同手足的深情厚谊。他说:“我处处感受到父母之爱,乡亲之情。雨中,送我一把伞;雪中,拉我进暖屋;病中,为我煎草药;遇险,帮我渡安然……”从而,使他获得了不竭的生命活力和不尽的创作源泉。有一天,九庄的一个老党员眼含泪水找到他,诉说了时任村支书横行霸道、胡作非为的情况。他立即奔赴九庄,吃住在老乡家里。倾听农民的诉说和呼声,详细了解、掌握了这个“土皇帝”违法乱纪、欺压百姓的第一手材料。随即便把农民的忧虑、悲愤带到了平山县委。不久,便将这个欺压农民的村官拿掉了。杨老还以此事为背景,用亲历的体验和独到的感悟,写出了长篇小说《九庄奇闻》。

    还有一次,柴庄的农民对他说:“一切向钱看的风头儿、势头儿叫人受不了哩!应该破一破这风气儿,挡一挡这势头儿啊!”他即刻深入到柴庄,在搜集、采访了大量的事实资料后,奋笔写出了长篇小说《魔鬼的锁链》。

    平山县的农民们,把他看成是最可亲近、最为信赖、也最能为他们办事的作家。于是,在他的住处,每天都有不断涌来找他诉说心里话或告状的农民,最多的一天达30余人,依次挨个儿排队等候。杨老为此赔上时间,还要管饭,日夜不得消闲。他终于累倒了,可又不肯怠慢农民。县委领导实在看不过去了,含着泪关了他的“禁闭”——强行把他反锁在屋里让他休息。

    一个作家,有谁能与农民有这么深的感情啊?他一次次病倒回津治疗,一次次未等痊愈就又回到他割舍不下的农民兄弟之中,于是他的一部又一部作品也从他的笔端流淌出来。除了《九庄奇闻》、《魔鬼的锁链》外,还有《风雨柿子岭》、《白毛女和她的儿孙》、《天堂里的凡人》、《危险的火花》等多部长篇小说。另外,还有中篇小说《失落的“无价之宝”》、《实在王的悲欢》和散文集《每当我走过》等。人们不理解,“文革”后,他从年近花甲下农村,到今日耄耋之躯的三十余年,哪来的这种精气神儿呢?他说:“作家把群众的喜怒哀乐放在心上,是天职和本分,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写出人民的苦与乐,是对自己的安慰,也是一种人生的幸福。我如今虽然已88岁了,但只要能动,我就要享这个福。”

    人生,要认识一个我 

    他鄙视虚伪,崇尚农民的朴素和纯朴。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永远都是一个憨厚的农民形象。无论是出席党的代表大会、文代会、作代会、受中央领导接见、接待外宾……无论多么“正式”的场合,都是一身洗得近乎发白的灰色中山装。他从不穿西装,也从不掩饰自己农民式的喜怒哀乐。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电影《白毛女》的问世,使他成为了众人仰慕、炙手可热的名作家了。一次,他和一起参加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去长春电影制片厂参观。别人的穿着已经很时髦了,可他仍是对襟褂子、挽腰的大裤裆棉裤,粗布衬衣,大光头,一口冀中农民口音。厂方盛情接待,准备了丰盛的西餐。他进门一看,没劲,外国人怎么吃这玩意儿,而且又是刀子又是叉子的,拿这个东西吃饭,别扭。他转身就走,到门口一个小铺儿,吃了两屉包子。

    他的好友、黄世仁的扮演者陈强开玩笑地管他叫‘大老擀’。并劝他:“生活好了,该换换‘行头’了。”他舍不得,但可不爱财。电影《白毛女》和《探亲记》的奖金、稿酬近两万元,他一分不留,全部交了党费。那年月这两万元可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啊!

    在平山县百姓中有一传闻:别小看任何一个其貌不扬的普通老农民,有可能他就是中南海里的“座上客”,能直接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反映基层状况。所以,像杨润身这样的老干部在当地倍受尊重,每当县、乡干部调整、升迁,当地有关领导都免不了要征求这位挂职常委的意见。那些试图跑官送钱的人,便不断叩门,有的一送就是好几万元。每次杨老都非常气愤,连看都不看地将他们轰出去,并严词斥责说:“我绝不干所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下流勾当!”

    前些年,他的儿子、儿媳双双下岗,“文革”中插队的女儿至今仍在内蒙古务农,孙女又患病,负担很重。有人劝他:“您这种身份,找找天津市的领导或跟县里说一声,给孩子找个赚钱的差事吧。”可他认为:“我的孩子占一个岗位,别人就少一个岗位。”他不找任何人,并教育子女体谅政府的难处,鼓励他们自己解决困难。

    由于他长期生活在农村,掌握的素材、故事很多,自己岁数大了,写得慢。所以他很愿意把诸多“独家新闻”奉送给别的作家。如冯骥才写的短篇小说《石头说话》,其核心内容就是杨老提供的。这篇小说,后来被天津电台改成广播剧,还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当作品获得好评时,杨老从不向任何人显露提供素材的还有个“我”。

    他写的农村反腐败内容的长篇小说《危险的火花》出版后,有个人认为书中腐败的原型指的是他,便凶狠地扬言要劈了杨润身,杨润身听罢只是回以一笑,丝毫不考虑自己的安危。

    有个“腰缠万贯”的暴发户,慕名找上门来,说:“你写的文章影响大,给我写一篇报告文学吧,我给你钱。”杨老气愤地一指他,说:“你拿着钱出去,多少钱我也不为个人树碑立传。我不能出卖自己,我老杨,是一个大写的‘我’。”

    处世,要明白一个情

    在乡下,有一件小事让杨润身流泪了。许多人不信,因为谁都知道他是一个铮铮铁骨的硬汉子。

    1941年,他才18岁,就担任了剧团指导员。一次,在和日本鬼子的战斗中负伤昏了过去。战友们以为他牺牲啦,在撤退时匆匆将他掩埋了。第二天他醒来,扒开身上的土,没掉一滴泪,又追上了部队。

    “文革”中,江青在1968年2月21日“中央文革小组”召集的万人大会上说:“天津市有反革命‘黑会’、反革命‘黑戏’,他们妄图夺取文艺界的领导权。你们看过电影《探亲记》吗?希望你们看看。那是一台‘黑戏’。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修’到家了……这部电影的作者杨润身,是‘黑会’的积极分子,曾经出过5000元钱暗中资助……一定要把他揪出来!”杨润身大难临头,揪头发、坐“飞机”、抽嘴巴子、打棍子……一天死过去五六回。他没掉过一滴泪,再疼也不吭一声。在批斗现场,有人拍照,他就是不低头,不认罪,对着镜头怒目而视。

    下放到“五七干校”放羊,人们没见他发过愁,还经常哼着自己编词的平山秧歌调。他为了给思想压力大的“牛鬼蛇神”们做工作,想出的招都绝了。在放羊时,他说:“你们知道怎么在累的时候能解乏吗?大家注意,我表演一回。”然后他躺在地上打了一个滚儿,说:“驴、骡子,干完活儿,为什么在地上打个滚儿呢?为解乏,这样一滚就不累了。”所有的人全乐了,寓意太深刻啦!这是在嘲弄那些“造反派”不拿知识分子当人啊!大家心领神会地捂着肚子笑。

    这样的一个硬骨头、乐天派,为了一件什么事流泪呢?

    那年夏天,他到中贾壁村下乡。路上实在口渴,就拐进一片菜园,让老乡卖他两个西红柿。一听这话,人家就笑了,说:“买什么呀?您这么大年岁了,随便吃吧。”他吃完后,掏腰包,坏了!一个子儿也没有。便急忙折回县城,找熟人借来五毛钱,又回来还账。那位农民仔细打量面前汗流浃背的老人,动情地问:“您是老八路?现在,还真能碰到你这样的人啊!”一句话,杨润身流泪了,他痛心啊,现在有的干部破坏了干群关系,在给党抹黑;他激动,人们还留恋当年的老八路;他欣慰,自己没变,老百姓能慷慨地送给自己这样的一张“奖状”! 

    他要求自己更苛刻了,农民发生争水纠纷他跑去调解,为双方立下“和解书”;青年人自由恋爱受到家长不合理干预,他苦口婆心地做思想工作,成全美满婚姻;路上遇到突然病倒的农民,他立即将病人送到医院;他乘坐长途汽车,主动给抱孩子的妇女让座;有一次,一伙山民因为争水双方动起了铁锹和锄头,路人畏惧不前。他扔下自行车,冲到人群中间,伸出双手,攥住了砸向对方脑袋的锹柄。厉声加以制止,平息了事态。之后,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帮他们圆满地解决了争端;在一个寒冬腊月,他在县城农贸市场看到一位脸色苍白、眼睛红肿的小姑娘。作家的敏感,让他了解到小姑娘因生活贫困而失学时,立即找到县教育局,为其免掉学费,让她重新回到了学校……

    近两年,和他相濡以沫的老伴儿病倒了,这使他很难过。他忘不了,这位生在西柏坡、曾多次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拉家常的农家姑娘,在他政治运动受冲击时给以强大支撑的战友,风风雨雨六十年的贤内助。

    他老伴儿姓闫,我有幸曾和她在一个单位工作了几年,是我们非常尊重的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老革命。她长年分管文化系统的老干部工作。喜欢我们晚辈喊她闫大娘,反对喊她闫老,她觉得喊大娘像一家人、亲切。我们这一代人,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开始学艺的。她看着我们一步步成长,我们也知道她许多令人敬佩的事迹。“文革”中,杨润身被关进“牛棚”,戒备森严。那些所谓“精明”的“造反派”在这位老革命面前,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她能躲过“造反派”的严密搜查,给老杨送信。鼓励老伴儿挺住:“活着回来!”“文革”结束后,她可以大度地对待凶狠殴打杨润身的人,但至今也不原谅自己的亲生女儿。这件事是我们所有认识、尊重她的人都非常痛心的。那年小女儿才15岁,在造反派的纵容下,她声明和父亲划清界限,并揭发“杨润身开黑会,企图谋害江青”。女儿当兵走了,她不送。女儿回天津了,她不让进门儿。女儿承认错误,各级领导、战友、包括杨润身本人,谁劝都不行。这位倔强的老太太认为:“一个老革命的家庭不能有这样的后代。”太痛心啊!我们这些做管理工作的干部,总觉得工作没做到位。事隔四十来年啦,应该让女儿回家啦!何况小女儿当初还未成年呢。

    闫老病倒了,但思维清楚。她最怕的是自己影响老伴儿写作,而杨润身又觉得妻子为自己付出的太多了,在市内的小女儿她不认,唯一的儿子负担也很重,自己应该伺候她。怎么办呢?夫妇俩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一起去农村。杨润身可以一边伺候老伴儿一边创作。在那次“柏坡魂书画展”中,我又看到了这位有着同样精气神儿的闫大娘。这对相濡以沫六十余年的夫妇,在农村悄悄地度过了俩人的“六十年钻石婚”。没惊动任何一个人,没增加一盘美味菜肴,他们是在享受自己亲手写下的美好文字中的美好境界,在美好的时代,来庆贺自己美好晚年的。

    杨润身说:“人,苦恼有苦恼的结局,乐观有乐观的收获。我情绪丰满,不思年老,制服苦恼,战胜疾病,还要写下去。”

    这就是我们天津老作家杨润身的精气神儿,这个精气神儿,是他源自深层次的对“福”字的理解和追求;对“我”字的坦诚和无私;对“情”字的修养和珍惜。在这种境界中,他自享其乐,并在不停歇的拼搏中,凝聚着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的永不懈怠精气神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