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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叫天津人的能耐——话说歌唱家关牧村

孙福海


2010-3-31 10:33:14 编辑:吴迪 来源:本站原创


生活中的关牧村 田丕津摄


    歌唱家关牧村就是有能耐,在今年的“三八”妇女节,她又一次被授予天津市“十行百杰”的荣誉称号。她从1970年参加工作即获得先进生产者起,至今整整40年,从未间断获得全国或天津市的荣誉称号,艺术上也不断地取得飞跃式的突破。当我在今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又一次看到她演唱《难忘今宵》的结束曲时,发自内心地赞叹:咱天津的关牧村就是有能耐啊!

    能耐,在磨难中锤炼

    1956年,关牧村刚满3岁,在北京某机关工作的母亲患了胃癌。一年后,同在北京工作的父亲又被打成“右派”,举家从北京被遣送到沈阳农村,以种地为生。政治上的困窘,生活中的艰辛,没有摧垮这一家五口。乐观的母亲,影响着年幼的小牧村。她的第一首歌,就是具有音乐天赋的母亲教她的:“青青的山,蓝蓝的天,青山下绿一片,麦浪滚滚望不到边……”饥饿、寒冷、贫穷,使母亲的病越来越重,经过向母亲原单位的申请, 1960年她和哥哥、弟弟不得不暂别关押中的父亲,陪伴着母亲来到天津落户。

    “到哪儿说哪儿,在一个院儿住就不是外人。”“你们娘儿四个不易,有嘛事儿言语。”关牧村一家经常得到热心肠的天津人的鼓励和帮助。母亲有时疼得大汗淋漓时,没钱买药,懂事的关牧村就用自己的小拳头儿给妈妈顶着。即便这样,母亲仍坚持教牧村唱歌,并把她送到少年宫学习。不久,天津市小红花艺术团吸收了她。小牧村回家后,既给邻居们唱,也给母亲唱。1963年母亲病逝,父亲回津做临时工照顾三个孩子。1966年父亲为了能从临时工转为正式工,独身随厂迁往了山西。又过了两年,哥哥也“上山下乡”离开了天津。

    13岁的关牧村带着11岁的弟弟挑起了生活重担。爸爸每个月勒紧腰带只留下10到15元的生活费,将剩余的25到30元全部给她和弟弟寄来。姐弟俩住在一间不到12平方米的房子,一张断了腿儿的床,被子全都露着棉花。不知有多少夜晚,她带着弟弟从运煤车路过的地方扫些散落在地上的煤末,做成煤饼生炉子;夏天买些便宜的蔬菜腌成咸菜,一直吃到来年春天;大白菜上市时,她去捡菜帮子、菜叶儿,回来蒸“团子。”

    天津人有嘛儿说嘛儿,老街近邻,谁家的事儿都是自己的事儿。住在一个大杂院,谁出去都不用锁门,只要向邻居说一声,回来后暖水瓶给你灌满了,煤球炉子封好了,有好吃的给你端一碗来。关牧村和弟弟就经常得到这样的照顾和接济。

    “村儿,你为嘛不去少年宫唱歌了?去!唱好了,也是报答你妈!” “去吧!你弟弟放学回来我们照顾。”磨难考验关牧村的意志和毅力,她没有放弃唱歌,在左邻右舍的热心人帮助下,每天早晨,她都坚持和同学们在海河边喊嗓子练声。

    可老天爷总是把不幸带给她,“文革”中,父亲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家中的东西全被抄走了,小牧村据理力争才要回来两床被子。父亲进了监狱,邻居们仍然没有嫌弃他们。当时,自行车就算一个家庭的奢侈品了,邻居们听说小关的弟弟为了省钱要去郊县买玉米粒回来自己碾面。便说:“爷们儿,骑我们家自行车去,你随便用。”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弟弟也把自己当爷们儿,每次从郊县回来,饿了,就嚼把棒子粒,累了,躺在公路边睡一会儿。回来后,姐姐总是把他那冻得像小胡萝卜一样的手,放在怀里含着泪给他暖着。有一次,关牧村回家后,看见桌上放着白米饭,便追问:“怎么回事?”弟弟看姐姐逼得急,这才说:“为了让姐姐吃一顿饱饭,我去卖血了。”说完姐俩抱头痛哭。

    除了邻居之外,牧村所在学校的领导、音乐老师也拿她当自己孩子。1970年,牧村即将初中毕业了,学校领导把她推荐给来津招考文艺人才的某建设兵团,他们听了牧村的一首歌之后,便决定录取了。可学校领导替牧村出面“拔闯”,提出:“她被录取还有一个条件,必须将她的弟弟一块带走,她家就这姐弟两个,妈妈去世了,爸爸……”结果,弄巧成拙,一切成了泡影。学校的音乐老师又领她报考天津音乐学院,又因政审不合格而不能被录取。记得,当时学校推荐她考了七个单位,都因为她是“反革命的狗崽子”而被无情地拒之门外。

    天无绝人之路,她所在学校的学工单位是天津钢锉厂。她在学工的休息时间给工人叔叔们唱歌,师傅们喜欢她。一打听,这个孩子这么可怜,马上表态:“她初中毕业我们要!”便破例将17岁的她招为学徒工,每月工资17元。还告诉她说:“有我们吃的,就绝不叫你们姐俩饿着!”1971年,也就是她到工厂的第二年,厂里又决定每月补助她生活费15元。并鼓励她说:“小关啊,抬起头来生活,我们认为你是好孩子。”

    在工厂,师傅们还都支持她练唱和演出,她的师傅姓许,每天都赶在她上班前早来,给她将机床刀具备好、加油,做好班前准备工作。待牧村到车间后,便豪爽地甩出一句:“都弄好了,早晨空气好,到后院儿去练声吧。”师傅爱抽烟,但从不在她跟前抽烟,怕对她嗓子有害;她病了发高烧,厂里的老大姐们“结伙儿”去她家烧汤做饭,一口一口喂她;天冷了,她们又来帮她拆洗被褥。除了生活上帮助她之外,大家经常对她说的一句话就是:“宝贝儿,要争气,长能耐!”

    能耐,在报恩中提升

    1975年父亲在从监狱出来,随后也“落实政策”得到了彻底平反。她也成为天津歌坛有影响的歌手了。伴随着她的歌声,其声誉、地位越来越高。有了能耐的关牧村,也有着典型的天津人的仗义,无论她多忙、多累,也都坚持看望她的师傅、邻居和启蒙老师,有心里话,还是同原先一样向他们倾诉。她和前夫因性格不和离婚了,7年之后的第二次结婚时,她向在北京工作的丈夫提出了唯一条件:可以不举行结婚典礼,不旅游度假,但必须陪我回天津看望我的师傅们。丈夫非常理解她、支持她,便陪着她到天津进行了一次挨家“认亲”的特殊典礼。

    关牧村说:“自己的这点儿能耐,离不开两位恩师,一位是曾在天津音乐学院工作的作曲家施光南,再一位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沈湘。”

    两位老师先后故去了,她除了利用各种场合宣传恩师,把自己的成就归功于恩师外,她认为,感恩的过程是不断提升自己的过程:“感恩是要不断地回忆、牢记两位恩师在教学上、在方法上要求的每一个细节,并时时提醒自己,还有哪些不足?还有哪些需要努力。”

    能耐,在向善中展示

    关牧村推掉了许多头衔和职务,而她最喜欢的是“慈善大使”、“环境使者”和“爱心大使”。

    所以,凡是天津市或全国性的义演、慰问、公益活动,几乎没有她不参加的,像心连心艺术团、送欢笑下基层、去老区、赴灾区、下部队、奔农村,即便是推掉有高额报酬的商演她也得去。她除了要用艺术回报社会,还把这些活动作为净化自己灵魂的课堂。在南昆铁路建设正酣时,国家有关部门组织一次以“文化列车”的形式沿铁路进行慰问演出活动。半路上她病了,一直打“点滴”,即使这样,她也从头到尾和大家吃盒饭,睡一样的铺位,参加所有的演出活动。返回时,主办单位规定主要演员可乘飞机回去,而她说:“都坐飞机,火车上就空了,那还叫什么文化列车呀?”她坚持在返程中继续演出。

    有一次她在外地演出,观众们热情地让她唱了一曲又一曲。回到招待所,正准备吃饭时,工作人员领来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太太。她上前拉住关牧村就哭,原来老太太毕业于北京一所大学,非常时期被下放到边远地区。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是关牧村的歌声给了她生活的勇气,这些年她一直心存感激。听到关牧村来了,她一早就来到现场,谁知人太多没有挤进演出场地,失望之余,坐在草地上伤心地哭起来。热心的工作人员就把她送到了招待所,于是关牧村连饭都没吃,就给她一个人唱,一曲接一曲,直到老人哽咽着说什么也不让她唱了为止。那个场面感动了在场的许多人。

    有一次,著名国画家韩美林来津出席活动时讲:“我和小关等人关系最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一个协会的,什么协会?简称‘弱协’,也就是‘弱智协会’。”紧接着他还“砸”了一“挂”:他说:“有一次我们几个‘弱协’的成员去吃饭,服务生问喝什么饮料,我们说有什么奶?服务生开始报,有鲜奶、酸奶、热奶、冰奶……姜昆‘砸挂’说:‘有猴儿奶吗?’关牧村认真地跟服务员说‘我要猴儿奶’!”这似乎是一个玩笑,但凡接触过关牧村的人都知道,她不穿名牌,不讲吃喝。但做慈善事业那真是毫不吝啬。希望工程,她资助30个孩子完成义务教育。有一年春天,关牧村去燕山的途中,在一个叫三叉沟的地方,遇到一群没钱上学的孩子。她默默地给这30个孩子提供了上学的费用。10余载后,其中最大的孩子考上了北京医科大学。现在,这个村通过她的捐助又建起了图书室。

    有一次,北京的一家“临终关怀医院”给她寄来一份由病人集体签名的贺卡,说喜欢听她的歌,她立即驱车前往。到了医院给他们唱歌,送他们歌碟和一批图书。从那以后她每年都去。后来她还建议把“临终”两个字去掉,改名叫松堂关怀医院。

    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她经过充分准备,认真调研,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特殊困难家庭危重疾病救助机制的提案》。多年来,她递交了许多提案,其内容基本上都是关注弱势群体的。